任何人活在世上，都知道面对现实的真相并不容易，有时甚至十分痛苦。为什么面对现实这样困难呢?难到一个地步，需要一次内在革命才能让我们看到现实的真相?

　　一个根本的原因是，虽然很多人会极力否认，但其实在我们每个人本性深处,有一种难以满足的对爱的渴求;同时我们也有一种潜在的恐惧，害怕别人不爱我们。

　　爱对高等动物十分重要，愈高等的动物，愈需要爱来维系生存。一个人若没有了爱，就会走向死亡;因此，纵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渴求爱或怕被人排拒，但其实我们都十分恐惧不被人接纳。这些感受可能深藏在我们不自觉的意识中;在不知不觉间，这些感受会明显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并扭曲我们对周围事物的看法。

　　我们对爱的渴求，既深又难以满足，且极恐惧被人拒绝;所以，我们难于面对现实。我们不敢面对一些关于自己和周围人的事实，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极恐惧这些事实会令我们失去所需要的爱。

　　恐惧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我们对爱的迫切需要源于生命早期。童年的遭遇尤其重要，若得不到足够的爱护，就会伤害整个人的成长，这个影响会一直延展到青少年期;而愈早期的伤害就愈具破坏性。

　　双亲并非完美、世界并非完美，并且儿童很容易误解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由此我们便知道，那些潜存在我们里面对事物扭曲的看法是如何产生的。儿童并不了解成年人，他们可以误解最仁慈的行动;换句话说，他们不单会因着虐待或残害而受伤，举例说，儿童有时得不到他或她渴求的呵护，原因可能有很多，并非必然是因为缺少爱。可能母亲病了，或正为别的事而心烦意乱;又可能有人劝诫父母不可宠坏孩子，或是家中另一个孩子正面对危机，需要父母全心照顾。但对一个孩童来说，很容易把这些理解为没有人爱他。

　　儿童在整个童年阶段都会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地觉得自己被人排拒。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多机会养成对事物的扭曲看法;而这些对自我、别人和宇宙歪曲了的理解，很容易令我们在生命中作出不健康、甚至危险的抉择。如果要我们从自己根深蒂固曲解了的世界观中回转过来，重新正视现实，实在需要一次大地震。

　　如果好父母也可以令子女对现实有扭曲的看法，不良父母造成的伤害就更大了。一个儿童分辨善恶的能力，往往受父母的行为影响而大大削弱。举例来说,当一个儿童被父母虐待，日后他长大了，很有可能同样虐待自己的子女，纵然他的内心极不愿意。同样，一个受到性侵犯的儿童，日后长大了亦会性侵犯其他儿童。一个早年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儿童，长大后亦很有机会得精神抑郁症。我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事例中，早年被排斥拒绝或感到被排斥拒绝的经验，往往令人产生扭曲的、不切实际的思想。

　　你可能会说，我也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但我的思想仍很有条理，我也能客观地看自己。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我们都想相信，我们的感受不会限制自己的逻辑思维;但事实上，感情因素的影响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我们的所见所闻,往往在我们理解事物的过程中,被大大扭曲了。

　　感情是逻辑思维的成分之一，当我们仍未意识到所想的事之前,感情已起了作用,影响了我们的思想。感情就像过滤器，令我们不能准确地聆听别人的说话。

　　可惜，极少人在襁褓时就得到足够的温暖及柔软的拥抱，我们在孩提时往往都会经历被人拒绝的恐惧(无论那是真的或只是错觉)。因此，到我们长大成人后，都没有充分准备好去处理被人拒绝的恐惧。纵然我们不察觉，但其实恐惧一直支配着我们的行为。

　　心理分析为什么无效

　　现在我们或许可以隐约看见，为何改变的过程是这样痛苦。要改变，你先得面对现实——你是一个不太讨人喜欢的人。这种意识隐含着以下问题：如果他们知道了我是这样的，会怎样想?你恐惧遭人拒绝而不敢问这个问题，并在不知不觉间忘记自己不好的一面。

　　我们一生无一例外都是这样。在社交场合中，我们尽量隐藏自己不好的一面;对于无法隐藏的表现，我们亦会找些借口。要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等于要我们承认自己并非想象般可爱;这令我们恐惧再没有人爱自己，从此变得孤单、被人遗弃。

　　如此说来，要治疗我们把现实扭曲的毛病似乎相当容易。如果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源自早年的一些错误理解，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些错误发掘出来，加以纠正便可得医治了。

　　这大致是早期心理分析家所采取的做法。弗洛依德及其门生能正确地理解到，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都深藏在无意识中;但我相信弗洛依德一派的人把问题低估了，以为只要能发现及处理好隐藏的痛苦，就可使人回复正常行为。

　　但一般来说，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并不比没有接受这类治疗的人，更能经历彻底的转变。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学会了用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术语来讨论自己的问题而已。

　　我相信人不能产生真正改变的主因，在于他不肯承认宇宙中存在一套道德架构。罪咎、羞耻和恐惧等感觉，并非只是我们思想的投射;自童年开始，我们就需为自己的行为和态度负责，即使是那些源自错误理解，或因曾受虐待而作出反应的行为也不例外。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有些人寻求记忆治疗或内心治疗。这类的治疗法，其起源可追溯到早期心理分析学的教导。其过程是将一个早期的记忆从无意识的隐藏处重新发掘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这些回忆与一些令人得安慰的联想(如耶稣的形象)结合起来，以得到治疗。可惜，除非我们同时去处理事件的道德层面，让回忆的人有适切反应，否则，这类治疗并不能为人带来永久的改变。

　　一个人如果要得到真正的治疗，必须面对自己如今成了一个怎样的人，以及从前曾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他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经历被人饶恕。这必然带动一次十分彻底的观点重整。如果忽略了这个原则，我们追求记忆治疗的努力可能徒劳无功;只有悔改才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我见过一些人不断祷告，以追寻自己问题的深入根源，但一直以来，他们的心却不肯悔改，充满骄傲。

　　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的角度看世界

　　当我不能正视现实时，其实我是透过精神失常者的眼光看世界;虽然我处于脱离现实的状况中，我仍能正常地运作。我的心理并不健康，甚至可以说我有精神病，但一般人仍会视我运作正常。

　　我认为在医学及心理学上对精神病所下的定义并不完全。我们很少人生活在现实中;但只要我们能与人彼此适应，分享共同的幻觉，又或可以理解其他人的幻觉，我们便认为自己在精神上是正常的。只有那些在机能上有障碍的人,我们才称为精神病人。

　　什么令一个人成为机能上有障碍的精神病人呢?当我们不能照顾自己，或危害自己及周围的人，我们便算是在机能上有障碍。不过，我们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所有的人都活在与现实脱节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精神失常的人。

　　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与现实脱节的社会，所以我们说自己是正常人。我们对事物各有不同的扭曲看法，有些人偏向这方面，另一些人则偏向那方面;由于我们都惧怕失去爱和被人拒绝，所以都宁愿活在非现实中。

　　精神科医生兼作家史柏克认为，我们都倾向以精神失常的角度看世界，因此，我们为自己制造了不少歪曲现实的地图。这些地图涵盖了我们对现实的理解，而我们就靠这些地图穿越生命的海洋。

　　史珀克认为，我们是透过书本、传媒、与他人接触、与现实的互动而产生了我们的地图。这些原料来源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扭曲的，而我们对这些数据的理解也同样是扭曲的。

　　若我们要认真面对自己及周围的世界，就必须年年月月地去更改自己的地图。每日不断地去面对现实，是得着自由的唯一途径。大多数人不能忍受不断修正人生地图的痛楚，于是放弃了去理解现实，而甘于只拥有固有的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