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写了博格理的传记。博格理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在贵州的石门坎这个地方，从1887年到1915年，工作了28年，最后死在那里。当时他患了疟疾，但他仍把全部的药都拿去帮助苗人，以致自己因病而死。

　　在他的帮助下，石门坎的文明程度非常高，建立了最早的麻风病院医院。甚至，在那么早的年代，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在信封上写上“中国石门坎”，信就可以送到，由此可以想象它的文明程度。

　　今天，我们很多人做什么，是为要唤起什么，所以我们坚持不了多久，都是想赶紧做两年，再出点成果，媒体一报导，咱们就可以撤了，可以做别的了。然而博格理并不是这样，所以他能一做二十几年。

　　很多人服务了社会一辈子后，心里面却是充满了苦毒。然而，博格理在晚年的时候，非常平静，他说：上帝给我的工作，我做完了，我要去见他了。这是信仰的力量。在爱里面、在信仰里面，这样坚持到底、跑完全程，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六、布鲁诺为什么被烧死

　　记者：很多人提到基督教，就想到历史书上“被烧死的布鲁诺”。您怎么看此事?

　　彭强：我们一直把布鲁诺当成“科学英雄”，但是芝加哥大学有一个著名的科学史教授，也是科学哲学专家，写了一本书，专门就布鲁诺的案例进行研究。从当时的第一手文献，她发现，布鲁诺被烧死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支持日心说，而是他宣扬异教，就是拜太阳的传统，他宣扬敬拜太阳神。所以当时，他不是以科学的理由被烧死的(详见江西人民出版社《科学的灵魂：500年来科学与哲学，信仰的互动史》)。

　　从今天的角度说，把他烧死太残酷了。但是当时各国对于异端都是这样的。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情景。

　　七、中国将从基督教吸取精神资源

　　记者：在现代化这些元素这么强大的情况下，我觉得基督教很难重新取得优势。

　　彭强：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人口会不会成为优势，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多地从基督教吸取精神资源。

　　其实过去200年，中国大量的东西是基督教带来的。在未来，基督教肯定会从社会边缘移至中心。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贡献还没正式承认，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正式承认，中国文化欠圣经的债。

　　记者：中国文化欠圣经什么帐?

　　彭强：中国当初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可是，去哪个地方找范本?刚好有一个现成的，就是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圣经。很多近代作家都受它的影响。很多词，原本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从来没有的，比如拯救、救赎，这是圣经带来的。圣经带来了很多新的元素，而这些精神元素，随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思想史的研究，对神学的研究，会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社会。

　　记者：我曾和西藏的洛桑活佛交流，他说佛教就是超越绝望和希望。他认为现在很多的佛教，是一种吓唬和勾引。比如说，求佛了，信佛了，会得到什么利益;或者不信，会有什么损失……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佛教。您如何看待他的判断?

　　彭强：从他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但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人用各种方式进入基督教，比如男孩子为了找女朋友，觉得教会里面的女孩子单纯，或者有人觉得孤独，而进入到教会……无论是哪种原因，其实都不重要。也就是说，人从什么路径进入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进入到上帝的家里面以后，他对上帝有了真正的认识，并建立了爱的关系，这个人的生命因此变得更完整、丰盛了。

　　记者：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慎独”，就是自己监督自己。基督教却是通过上帝，进行360度全方位监督。

　　彭强：基督教里面，也强调个人跟上帝的独处，是我跟上帝单独在一起，而不是我跟自己在一起。

　　基督教有个术语叫“灵修”，这个灵修的目的，就是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我软弱的时候，从神得到力量，被祂的爱包裹，被祂引导……

　　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验：当工作很忙碌的时候，当面对很多压力、遇上挫折的时候，如果没有跟上帝在一起，只靠自己的力量坚持，就会慢慢耗干了。如果跟上帝在一起，却会不断得到流进来的力量。

　　八、为赦免而挖掘真相

　　记者：南非主教图图，他是怎么解决民族冲突的?有什么经验可以让我们国家学习?

　　彭强：南非的曼德拉总统和图图主教，成立了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图图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们把宽恕与赦免，变成社会机制。我觉得，这对中国是有启发意义的。

　　这个委员会处理问题的方式，不是随便说一句：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大家既往不咎吧!而是鼓励加害者(也就是伤害他人者)说出真相，然后在这个机制里被赦免。

　　也就是说，他们锲而不舍地挖掘真相，但挖掘的目的不是算账，而是为了赦免。于是，整个社会经历了面对真相的过程，也经历了赦免的过程。这样的做法，这样的机制，对全体白人和黑人，对民族之间的和解，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记者：我们受启蒙运动影响比较多，受宗教改革影响很小。

　　彭强：是的，我们受启蒙运动，受法国大革命，受无神论的影响很大，却几乎没有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以马丁· 路德、加尔文为代表，他们的神学，他们的政治思想，他们的社会思想，我们中国受的影响非常少。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一套比较熟悉。然而现代最重要的东西，其实都是宗教改革带来的，比如约翰·洛克的政府论，就脱离不开宗教改革。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相比，宗教改革肯定是压倒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