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的小渔村里的孤儿院，我当了整整两年半志愿者之后，越来越多亲友、同学、甚至给我送过快递的顺丰小哥，都开始不约而同地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究竟什么时候回来?

我的回答总是“不知道”，毕竟是真的不知道，就连我自己也经常问上帝类似的问题。

我的生命，就像一杯牛奶掺可乐

我从小就是一个性子比较野的女孩，初中叛逆期，仗着成绩好拼命和家长、老师对着干。父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唯一的女儿却像个小混混。母亲为此辞掉工作专门照看我，可惜我们两人都生性好强，她被迫放弃职场、我被迫受到管束，都觉得像被上了枷锁，双双抑郁。她爱我爱得激烈，但我不懂回应体恤，彼此以恶相向，日复一日各自都想到了死。也试过去死，可人本性又都是惜命的，一次次下来，只得羞耻于自己的失败和得过且过。

就在弦将崩断之时，母亲偶然遇到我小学时的钢琴老师。钢琴老师向她传福音，并邀请她去教会。她当即就去了，道没有听懂多少，却被赞美诗唱得泪流满面。三个月后她决志信主，带我去教会，我出于好奇就答应了。

记不清究竟是哪一点击中了我的心，我在上帝的圣洁面前溃不成军。但高中几年时间里，我明知自己是得救的，却怯于向周围人作见证。心中光暗交战之时，像有人拿一把钝刀慢慢割你，痛得不行。

有一次我在梦中见到一幅画面：左手一杯可乐，右手一杯牛奶，我一口可乐一口牛奶地喝着，后来嫌麻烦就直接掺在一起。那杯颜色不明、泛着泡沫的液体一喝下去，人就吐得昏天黑地。有声音传过来：那混合物就是你生命的光景，味道不太好吧?天父一棒子把我敲醒：不可与世界妥协。

大学到了一个新环境，我一开始与人打交道便会提到自己的信仰。我和另两位大一的姊妹一起建立了大学城第一个学生团契，每晚挨个宿舍敲门传福音。团契从最初的三四个人，到我离校时已近五十人。

毕业后我进入一家媒体，采访、赶稿，日子按部就班。我以为，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一定就是上帝的计划了。但神却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在连续几个月里，我不断接触到各种关于非洲的影像和消息。碎片组合在一起，便打开了某扇被封尘了多年的大门。我突然想起，初中之前我一直莫名其妙地喜欢非洲，不仅是说说看看，曾经一度铁了心要去长住，还买了很多资料研究。因为年纪小只好放到一边，后来就抛到脑后了。回头一看，这个念头愈发清晰像一条天父从起先就设计好的路径，虽然那时我并不完全确定非洲就是我的呼召。

当时我试图在网上申请大型跨国NGO的志愿者服务机会，甚至考虑过合资企业驻非的工作岗位，但都没有下文。直到有一天，教会的一位传道人听说我正绞尽脑汁想去非洲，立刻说：“你愿不愿意通过我服事过的主内德国NGO去坦桑尼亚的孤儿院看看?”我和母亲祷告后都很平安，像是在铁轨分叉交错的隧道里迷糊了好久，突然看见前方一小点亮光，就欣喜地朝前跑去。

我写了邮件给坦桑尼亚的机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他很快回复，同意我前往。2015年7月，我坐上了飞往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以下简称“达市”)的飞机。

作者带毕业班的孩子外出春游

我的童年从23岁才开始

同年11月，结束在一间学校两个月的短期服事之后，我来到了位于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交界、维多利亚湖(非洲第一大湖)湖边的奇蒙多(Kemondo)儿童之家——这是一所孤儿院。

孤儿院距离湖岸仅五分钟路程。将近一百五十个小孩，从裹着尿不湿的到已经考上大学的，以每间屋子12-15人的密度，混住在9所被漆成不同颜色的砖头房子里。除此之外，院里还配备一所被称为全地区“最优”的全英文基督教私立小学(除孤儿外，学校也招收正常生源)、一所于2018年年初建成的全英文基督教技术中学、一个烘培坊以及一个木工作坊。

我第一年的任务是教3-7年级(坦桑尼亚的小学为七年制)的小学生“英文创意写作”，同时给院里编一本“杂志”。我真的有点懵，因为我最不愿意做老师，怕管不住学生、怕下命令、怕误人子弟、怕话语失效的无力感。

那天早上第一次去学校，正巧碰上全校五百多个小学生穿着校服排列在小操场上，扯开嗓子唱：“感谢耶和华，赐给我们雨水和大太阳，赐给我们面包和玉米、鹰和麻雀，还有吃的鱼、喝的茶。生命可真好啊!”旁边的校园乐队，拼命击鼓敲钹。架子鼓由各种汽油罐、玻璃瓶、塑料容器和废铜烂铁拼成，被他们耍得风生水起。

这些小学生中，有三分之一都是院里长大的孤儿，他们遭遗弃在草丛里、医院门前、街边的阴暗处，有的几乎被车碾死，有的差点被拿来当作巫术用以献祭的祭物，有的曾在父母去世后被叔伯强奸。他们被人发现，送进孤儿院，长成了眼下这般挺拔又阳光的模样。

第一堂课，五年级。我让他们互相观察，并写一篇关于自己同桌的小短文，从而大致了解每个同学和他们的英文水平。收上来的作业里没有太多逻辑，文法和拼写也是笑料百出。大部分人满篇写的只是两人因为抢玉米糊糊干了一架呀、同桌在去打水时一不小心摔了满身泥巴呀，其中有个男生写道：我祷告我的同桌能够称为未来坦桑尼亚的总统!我一面看，一面用红笔在旁边批改。41篇批下来，竟毫不乏味，只觉得生机勃勃。

隔两天再上课时，我一走进教室，就见破破烂烂的黑板上横七竖八地写了一行粉笔字：谢谢你，Madam Ray(Ray是我的英文名)!后来混熟后他们告诉我，此前从来没有老师这样批改过他们的作业。

对于这个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亚洲人的小村庄，我想不通小屁孩们是从哪学了“谢谢你”三个汉字。打那以后，给四个班上课、一起到井边打水、包扎摔伤的创口、让姑娘们编头发、和小子们踢足球弹吉他、一起生火做饭喂鸡放羊，就成了我生活重心的全部。每天我都迫不及待地往教室赶，连做梦都和他们一块儿跑跑跳跳。

有一次我得了疟疾。停课的那几天，房间里面堆满了烤土豆、玉米糊、香蕉和豆子，还有五颜六色的野花。那些都是孩子们省下来的午餐，平时他们饿急了偶尔还会为食物打架。

上帝是奇妙的，祂知道中国大城市长大的孩子没有童年。祂眷顾我，让我的童年从23岁才在这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渔村正式开始。这里到处油绿油绿、群山环绕，到处种满了香蕉树和木薯，其间散布着一小幢一小幢用红土和桔梗糊成的泥巴房子。白天一下雨就下大半天，一出太阳又晒得人睁不开眼。晚上呢，星星像大饼上的芝麻一样撒满天，一整条银河明明朗朗地挂在头上。

孩子们的游戏时间 摄影/邱敏

我们在上帝眼里不也是病入膏肓吗？

刚到孤儿院时，大家会不自觉地对一个问题避而不谈，像是怕触发某个隐藏的秘密机关。常年在孤儿院的127个孩子，其中有一小半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生来带病，父母要么皆因艾滋病去世，要么已病重失去了抚养能力。

记得不止一个人问我：你说这些欧洲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去给这些艾滋病孤儿提供比当地其他村里的孩子都要好的生活呢?他们总有一天是要死的呀!

听了如此厚黑的提问，虽然心里有点堵，有那么一次两次，我甚至和提问者吵起来，气哄哄地质问他们：你凭什么觉得就因为他们是孤儿、有不治之症，就该过低于正常人的悲惨生活呢?之所以生气，因为那会儿其实并没有理出清晰的思路来回答，可能他们这么问本来就挺合理的：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逻辑，的确何必花那么大力气把他们养得健康又灿烂呢?

两年半来，我在坦桑尼亚参加了四次葬礼。死者都是院里长大或还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三个人是艾滋病病发，一个是车祸。其实绝大部分定时定量坚持吃抗艾药物的人，都能活到七八十岁，只是感冒发烧比普通人多些。但偶有突然身体机能失常、药物失效，人就走了。可生命本身不就是这样吗?身心健康的少年出门赶个集，也有可能被喝醉的司机撞倒。

于是，好长一段时间孤儿院都被一股灰扑扑的低气压掐着脖子，令人呼吸不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