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教会的牧者来说，“讲道”自然是我们的本职，更可说是我们的“专业”。在农村里，你若是问基督教是什么，他们大概不太知道，但你若问“信耶稣”，就可能会给你一个很接地气的回应：“哦，信道理的?这个我知道。”他们将“信耶稣”与“信道理”等同，认为信耶稣的人一定是讲道理的。

“信道理”是中国基层基督徒最明显的标志。许多人因为信了耶稣，开始每个礼拜在教会里“听道”，有人很浅白地表达为“每个礼拜到教堂受教育”。因此，一般将信耶稣与听道、讲道、行道联系在一起。也就因为许多“信道”者真正活出了他们所信的道，从而很多人慕名而信主，以致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越来越复兴。笔者研究在1957-1978年的中国教会中，虽然受到“极左”路线的侵扰，许多基层基督徒仍然坚守信仰，以致在许多农村里，“信道”成为许多在极端环境中人们的出路，从而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基督教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地复兴。

然而，在人数越来越多的中国教会，不免发现许多挂名的基督徒、迷信的基督徒，不明白真道，生命未改变，将信耶稣作为一种时髦，在教牧的队伍里也出现许多混进教会“宗教职业者”，在讲台上出现只偏重伦理道德，以致成功神学大行其道。令我们担忧的，就是在教会里出现极少数在道德上堕落的传道者。他们因受到金钱、权力、情色等方面的诱惑而跌倒，以致失去属灵的权柄。同时，他们的堕落成为教内外人的绊脚石，许多人因此而跌倒，对信仰产生厌恶，信心变得冷淡。更是令人纠心的，是教会因为相关的规章不健全，加上一些人情世故的影响，出现包庇犯罪者的个案，导致信徒对于教会领袖失去信任，造成信徒流失。

在越来越体制化、专业化的教会里，教会出现一些教阶制度，原本在官场上才有的“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况，在教会里也照样存在。原本，教会应该有规矩、有次序，但若过分体制化之后，就容易出现一些延伸而来的问题与危机。特别是职位与薪金、奖金、福利、地位挂上关系之后，牧者及领袖就开始为着个人的利益而从原本纯粹的同工关系演变成“同攻”的关系。原本单纯为主、为教会而服侍的，很容易参杂着私心，甚至为达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我们可以肯定，这一定不应该在教会里发生，但我们却要说，这事却在教会里经常发生，成为一个事实。同工关系不再单纯，每个人都设一道防御墙，对每个人所说的话都要分辨一下是否会被“套路”，对自己所说的话真要考虑再三免得成为他人的把柄。在事工方面，大家几乎失去了同心一意去发展事工的动力，而忙于应付内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担心多做多错。

在每周讲道理的教堂讲台上，在被道理所教导下熏陶的基督徒身上，在蒙召做传道的牧者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讲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讲道理的教会无理可伸，信道理的基督徒无理取闹，传道理的牧者两面三刀。虽然我们不能说这种事情在教会里普遍存在，但就算只像是一颗“老鼠屎”，它一定能够起到“坏一锅粥”的后果。任何时候，教会都不能忽略主耶稣“光”与“盐”(太5：13-16)的比喻，也不能忘记保罗“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弗4：1)的教导，更不能无视雅各“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雅1：22)的提醒。

基督教信仰自门徒跟随耶稣开始就是一种“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生命之道(约一1：1-3)，在很多人都期待“将耶稣叫出来给我看看才信”的时代，基督徒始终需要有基督而活的心志，目的就是能够活出基督，使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我活着就是基督”(腓1：21)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