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和两个加州青年谈到这个问题。他们都是美国的工程师，比我年长四五岁，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猫晚，帮孤儿院在操场上建大型滑梯和秋千。完工那天，他们俩站在狂欢的孩子群里笑啊哭啊，眼泪鼻涕满袖。

他们说：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些事情，是比赚钱、过体面的生活更能让你放情哭笑的，比如说当你顺服上帝的旨意、并活在祂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正因为这些小孩得了重病、你不晓得他哪一天会死，所以更值得在有限的时日里，得到至少和常人一样、甚至更多的关怀。“我们谁在上帝的眼里不是残疾的、病入膏肓的呢?祂还愿意爱我们，这不就是恩典吗?”他们笑着问我。

若不是恩典，你无法想象从1991年到现在，在这片曾经沼泽遍布、蛇虫鼠蚁成灾、半夜还偶有河马和鳄鱼出没的地区;曾是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的爆发地，以“三多”著称：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多;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公路和通信设备，一所远超非洲标准的孤儿院是如何被建成的。钢材、油漆、机械都是装在大集装箱里从欧洲经货轮运来的，而木料石料是当地上乘的。设计和监工的，是几位退休的德国高级工程师。2016年当地发生了一次5.9级地震，震中距离孤儿院仅25公里，死伤一百多人。周围很多房屋倒塌，唯独孤儿院的房子连漆都没掉几块。

2016年圣诞回国前，我在房间收拾东西，院里的少年们知道我要走，接二连三地跑进我房间，有的一声不吭闷着头帮我打包、悄悄撇过头去擤鼻涕;有的干脆动也不动，就那么坐在床头哭得稀哩哗啦。他们不约而同问了我一些相似的问题：在生命的不确定性面前，我们究竟该怎么活下去?像你和其他家长们所说的那样有信心有盼望地活下去?

这些少年都在上好的基督教氛围里长大，院长约翰内斯不仅是大家的非洲“爸爸”，也提供充足的属灵食物和遮盖，他在镇上建立并牧养的教会有七八百位会友。院里每所房子的妈妈们都是教会的成员，由他亲自训练、精心挑选，确定是真正对服事孤儿有呼召。除此之外，一周两次全院大聚、每天每所房子里都有家庭敬拜和祷告，总之属灵活动非常丰富，但个人与神的关系仍然深浅有别。

突然间，接二连三举行的葬礼，让死的道理活起来。他们开始提问。为了激发他们继续思考生命的意义，我趁他们放假，挨个带他们回去看看自己的老家。

他们的老家都在小村庄里，近的步行半个小时，最远的要搭面包车、换摩托车，再走路进山，至少大半天时间。有时能找到家里仅剩的、腰已经弯成了虾米的外婆，有时发现几个因为穷得自身难保无暇理你的叔侄，有时花几个小时打听到一个亲戚，找过去，看到的仅仅是几块破墓碑。

少年们左顾右盼，默默把那些破烂的小土房和光溜溜脏兮兮满地乱爬捡垃圾吃的小孩看在眼里。回到院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吃不好，总会在几天后跑来敲门，对我说出大意如下的话：老师，我觉得上帝实在对我太好了，有的吃有的穿，还有最好的学校上，又全都不花钱。没父母的小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我被选中呢?

我自然回答不上来。世上那么多贫穷的、瞎眼的、失智的、早夭的，还有那些战火过后流离失所、衣不附体的，为什么非得是我四肢健全、有衣有食呢?

带院里的少年回出生地看望外婆

不心甘情愿的，都是惘然

整个机构的总负责人瓦尔纳先生，是我们的德国“爸爸”。四十年前他作为宣教士来非洲的时候还是小伙子，没想到在这里结婚安家，转眼已快七十岁了。他最先是被呼召到南非宣教，认识了同样来自德国的宣教士瑞季娜，两人婚后辗转呆过津巴布韦、赞比亚，二十八年前在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时，才在坦桑尼亚定居下来。

初到坦桑尼亚时，我先在他们位于达市的家里呆了两个月，帮瓦尔纳先生整理资料、帮妈妈瑞季娜做饭做家务。他们基本上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牧者、同工、各类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各国志愿者、慕名而来求助的孤儿寡母等等，有时访客突然到来，必须准备二十多人的饭菜，从切洗、煎炒到最后洗碗，时常不知不觉就耗掉大半天的时间。

达市是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偶尔吹来一丝风都是又粘又咸的。厨房里只有一个小风扇，还动不动就停电。我刚开始时心里常有埋怨：我大老远跑过来做饭，什么服事都没有参与，还不如在国内继续当我的记者更有意义!

妈妈瑞季娜大概看出了我的问题，她没有苦口婆心地教导我，而是给我讲了一个她刚来非洲服事时的小故事。那时她不到三十岁，在南非举行的大型露天布道做后勤服事：数奉献款。几万人的集会，绝大多数都是村民渔夫，他们所能给的，只有硬币和又皱又湿的旧钞。

“你能想象差不多十个麻袋的硬币和小钱堆在你面前时那种心情吗?”妈妈瑞季娜皱着眉头笑出声，“那股味道，麻袋口一松开你恨不得弹出几米远!”她用手在鼻子前扇啊扇。人群散去后，她和几个姊妹钻进堆放麻袋的小帐篷，直数得手指发肿、脑袋发晕，心里也免不了生出怨气：上帝难道不是召我来作福音的事工吗?在这数钱，一数就是大半天算什么呢?

直到有一天同工会上，布道团的主讲牧师特别提出要为管理奉献的姊妹们祷告。“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话：她们数的那些又脏又臭的钱，不是钱而已，而是非洲信徒们对主耶稣的爱;这些钱经她们之手，成了使耶稣之名能在非洲广传的重要载体，她们所作的工是大蒙纪念的!我们每个人所甘心为主作的，也都必然是这样。”妈妈瑞季娜说，“我一下就流泪了，为自己的自私和狭隘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从那天起，无论安排我作什么，数再多再乱的钱，我都愿意!”

“我们所作的，尤其是服事，如果不是心甘情愿、完全彻底地为了上帝，那就是惘然的。而祂是我们的天父，祂明白我们的心思，也明白我们的软弱，祂不会让我们白白受苦的。”妈妈瑞季娜笑着对我说。

从前我是个好高骛远的人，无论是信主前还是信主后，都一心只想做大事。直到来了坦桑尼亚，天父太清楚我身上的棱角和利刺只会伤人且自伤，所以让我先在德国爸爸妈妈家呆上两个多月，学习生命的功课，亲眼见证他们如何进到幔内禁食祷告、与神相交，出到营外骁勇善战、打那险恶却美好的仗。

坦桑尼亚是联合国公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爸爸瓦尔纳这二十年间在马赛原始部落里面对的是：部落人观念极其闭塞、完全没有教育，那就干脆修建学校;干旱得一年只有十天左右有雨水，就想办法钻井、搞饮水灌溉系统;巫师巫婆成灾，那就自己传福音、建立教会……每次只要有人问到关于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得胜，他们的第一答案永远只是两个字：祷告。“没有祷告，我根本不可能呆在这超过五年!”

他们夫妻二人给我们这些从大城市出来、最初只会用脑子信主、分析主的年轻志愿者们最好的忠告就是：祷告吧!对待爱人，那是最温柔的深情;对待敌人，却是最锋利的武器。

你全然信靠祂，便是真正的自由

我喜欢在印度洋里游泳，躺在海面上看蓝天上大大小小又厚又薄的云彩。沿着坦桑尼亚的东海岸线，有很多尚未被旅游业沾染开发的海滩。每次有短假，我都会去游泳。即便有浪，只要你懂一点水性、掌握些许浪来潮去的规律，便没什么大问题，因为盐水的浮力会托住你。

不胡乱挣扎、放松被海水包裹，真是一种享受。人有时会想，在“恩典”之上，如果再加一层“自由”，于我个人而言便是好得无比了。

“与上帝相识、相交、相爱，岂不也是这样么?你全然地信靠祂、祂全然地托住你，便是真正的自由了。”德国爸爸瓦尔纳说。

我自己好多次在夜深人静时，流泪反省人生：这样的选择到底是因为我过厌了大都市里的油腻、来这找世外桃源，还是因为这真的就是祢给我的呼召?让我煎熬的并不是衡量哪个决定对我的未来更有利，而是哪个决定才不会让我错失上帝的靶心。尤其是在究竟要不要继续留在奇蒙多儿童之家服事的问题上。

前些天我到达市出差，遇到院里长大的两个小伙子。他们兴奋地跟我打招呼，两人都在达市大学上学，一个音乐系、一个电子工程系。从被人遗弃到考进东非最好的大学，二十年间的曲折和翻转，好像很难找到字句来形容。看着他们脸上的朝气，我心想：谁会猜得到他们是孤儿呢?

看着德国爸爸妈妈，四十年过去，虽然他们穿当地人的衣、说当地人的话、吃当地人的饭，却还是客旅，是寄居的。他们已经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问他们退休之后有什么打算，他们总是耸耸肩膀微笑着说：“上帝怎么打算的，我们就照着做呗，反正也没有太多行李，祂随时呼召我们去下一个地方，我们第二天就可以动身出发。说不定是中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