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决不固步自封，神学更应当不断有丰富的发展，神是无限又全能全善的，怎么可能像一潭死水不动不涌?可是发展要来自不变的神和祂永恒的启示，而不是流行的理论。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非一无是处。但不要反仆为主，不要引进它们作僭主而忘了神。基要派持守真道是对的，但骄傲(或因自己学习能力不足而产生自卑)不肯谦卑受教是错的。摩西学埃及人学问(使徒行传7:22)，采取叶忒罗的建议(出埃及记18:19)，大卫欣然任用非利士将领(撒母耳记下18:2)，保罗引异教诗人的话证道(使徒行传17:28)。伟大的20世纪卫道学者Machen在他的《基督教与新神学》(Christianity and Liberalism)痛斥新派根本不是基督教，可是他也公正地说﹕“当我们提到‘异教’时，并无贬损之意，古希腊是异教，但它是光荣的。近代世界的成就较之古希腊，是望尘莫及的。”

基督徒应当积极学习，包括从异教徒那里学习。可是基督徒不能忘本，本立道生;基督徒必须抓纲，纲举目张。神是本，神是纲。忘本丢纲的世界，哪里会有盼望?最聪明的无神论者如罗素，早就看到离弃神的结局﹕“有一天太阳会冷却，生命会消失;并没有宇宙进步的定律。总的来说，宇宙是趋向衰退，这是最科学的想法。进化论，不能推出任何乐观的哲学。”(Religion&Science.p.81)(按﹕Evolutionism根本不应译为“进化论”，这是现代派，包括达尔文的学生Huxley的崇拜者如胡适等人的误解。Evolutionism应译“变化论”或“演化论”，即万物在变化，不是如乐观者所想的“进步”)。达尔文的划时代作用，根本不是提倡世界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的乐观想法，对他而言，好、坏、进、退，都不是科学，而是错误的目的论(请看Daniel Dennett的Darwin’s Dangerous Idea及S. J. Gould的《大熊猫的拇指》)。达尔文的重点在于指出，宇宙，特别是地球，特别是生命的产生及变化，完全不需要一个超自然的上帝，他给无神论者最坚强的哲学基础(请看Dawkins的The Blind Watch Maker)。

直到20世纪末，后现代派(Post-modernist)才算对达尔文有了正确的了解﹕生命既无有智慧的原因(自然代替超自然)，也无有意义的目的。当然，正解和误解的达尔文及演化论都违反圣经。法国生物学者、社会主义者、诺贝尔奖得主Jacques Monod说得更坦率诚实﹕“细胞是机器，动物是机器，人也是机器。”生物进化(变化)的机制就是细胞突变，所以，“人一定要明白，他的出现，只是偶然”，没有“目的、意义、价值、责任、权利、律法、道德”等(Chance and Necessity)。Monod认为唯一可作的，是追求客观科学知识。Monod是在自打嘴巴，因他自己断言，任何东西，包括科学，都没有价值、目的及意义。罗素则说，人在绝望中，要“不放弃”(unyielding despair)。这也是胡说。既无希望，不放弃什么呢?不过我们不能指望无神论提供任何答案。我们欢迎他们当中比较聪明和勇敢的人，会坦白地告诉世人﹕从科学(不是圣经和基督教，世人不听圣经和基督教)来看，没有神，就得走回空虚浑沌、渊面黑暗。这替基督徒在传福音和护教上省了不少力，也铺了不少路。

基督徒不要沾沾自喜。偶像的破碎，不等于敬拜真神。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溃亡(你放心，一定有那一天，虽然他们现在和当年的现代派一样嚣张)，和污鬼离了人身(马太福音17:43)一样，如果真道圣灵没有来充满，后来会更坏。何况现代后现代派，都会找一群不甘寂寞的背道者，就是启示录中的大淫妇作工具。教会要打的仗，要耕的地，要牧的羊，要作的工还很多。

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仅不能认识神(哥林多前书2:21)，也不能为自己的任何东西(道德、学问、文化、科技等)建立一个稳固正确的基础;这基础只能建立在上帝的启示，就是圣经上。

说圣经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不是指圣经直接告诉人各种学问的内容。而是说，如果没有圣经，人不会认识全能神，没有这种认识，一切学问就没有基础(请回想前面数学家找基础的叙述)。在人类历史中，教会有责任使不信的人“自觉羞愧”(彼得前书3:16)，但这仍然不够;传福音是要人“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哥林多前书14:25)。

以上是根据非基督徒的论述，概略地指出它们的漏洞、破绽和错误。可是就算别人真的都错，也不表示我们就对。现代神学家太多后现代色彩，他们喜欢说﹕“基督教没根据，但你们也没有，所以别批评我们。”这不理想。我们的信仰是扎实有根据的。

如何才能叫人信呢?如何才是“充分的证据”、“完美的证明”?

从圣经、从人性来看，神迹应当是神存在的证据。埃及法老心硬，摩西行了大神迹后，法老就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出埃及记9:27)。以利亚向假神的先知和旁观的百姓挑战﹕“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列王记上18:24)。火应祷告而降，百姓看见，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同上18:39)乃缦得医治后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列王记下5:15)耶稣行神迹，“门徒就信祂了”(约翰福音2:11)。方伯见神迹，“就信了”(使徒行传15:12)。

虽然新派和信仰纯正的Essationist(神迹已停派)都不信今日仍有神迹，但我们从圣经和教会历史中看到，上帝仍行神迹，只是人未必因此信主。如新派神学家Reinhold Seeberg所说，“神迹一度是信仰的基石，后来是拐杖，现在是十字架(意指是一个叫信徒羞愧，需要用力解释掉的东西)。”看到甚至亲身经历神迹而不信的大有人在，包括法老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我们绝不贬损神迹的价值。“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使徒行传4:14)“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约翰福音11:47-48)不要因自己行不出神迹，或有人捏造、误用神迹，就否定圣经所肯定的。但神迹的施展的确因人而异，举几个例子。

亚伯拉罕在听到神要“将这地赐你为业”(创世记15:7)后，他问﹕“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神没有行神迹来强化证明他的话，神只是重复祂的应许。

摩西被神打发后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呢?”神给摩西一个证据，一个最不合理、不可思议的证据﹕你会完成使命，这就是证据(参出埃及记3:11-12)。这根本不是神迹或证据!这等于球员问教练﹕你说我们一定赢，有什么证据?教练说，你们赢时就知道了。这等于猜乐透奖号码的人说，我保证说出正确的号码，不过要等开奖以后才说。摩西、以色列人、法老都得到了证据，就是神迹，但最重要的，是上帝的话。人得在没发生之前信神的话，发生之后，就太迟了。

像有人说，你把耶稣变给我看，我就信。他不知道，他会有看到耶稣的一天，但那不是“眼见为凭”的日子，而是哀哭切齿的一天﹕“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启示录1:7)看到神迹而信，不如听神的话而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约翰福音20:29)

耶稣的话，最值得思想。他是上帝的儿子，有没有证据?有，有好几个﹕

一、施洗约翰的证明(约翰福音1:7,34;5:33)，但这个证明或证据公信力不大，因为人说约翰被鬼附了(马太福音11:18)。

二、父神的证明(约翰福音5:32，34，37)，这也没什么用，因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而天父说话时，人们认为是打雷了(同上12:29)。

三、耶稣的工作﹕“我奉父之名所作的事，可以为我作见证”(同上10:25)。这些事，包括神迹，可是看见的人，不但不信，反决心灭迹﹕“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同上12:10)。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David Hume用一套复杂的理论否定神迹。他说，假定伊利沙白女皇死了，御医及朝廷上下都这么说;但她复活了，继续治国。Hume的判断是﹕“她装死，所谓复活是假的。”(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单就这一点，我同意Hume。统治者制造假相，媒体被操纵而颠倒真假的太多了。谨慎的保留，适度的怀疑有其必要，但Hume的怀疑是独断的、霸道的(dogmatic)、不顾证据的。他引一个故事(John Lucke, Bishop Sherlock，Bishop Butler. J. SMill都用过)﹕暹罗国王，听到荷兰大使说，他们国家河水在天冷时，会奇硬无比，连大象都走得过去。国王无论如何也不信。这个例子非常恰当的要人勿以个人经验来涵盖一切，毕竟，“天地间无奇不有，非我们小夕哲学或经验可完全掌握”(改写自莎士比亚《哈姆雷特》)。这例子也鼓励人要心胸开放，勿以自己所经历所知的就是完全的真理，可是Hume居然认为，暹罗国王不信是对的，人都应当像国王一样让自己的经验决定对错。这是固步自封，不合理的思维。我们明明知道，河水是可能结冰的，只是暹罗国王不知有水会结冰这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