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明标题。(1)“拿出证据来!”是五四新青年，特别是有“考据癖”的胡适先生的口头禅。他强调作学问要“无一字一句无来历”，不能信口开河。很多人认为，接受一个信仰，也得有充分的证据。这篇文章要讨论信耶稣与证据的关系。(2)“上帝存在”，是指圣经所记载、正统基督徒所说的那位独一、全能、全善的三一真神的存在。本文不讨论其他宗教神明的有无。

19世纪的英国数学家W. K. Clifford(1845-79)本是天主教徒，后变成不可知论(其实就是无神论)。他说过一段被多人奉为圭臬的话﹕“任何人在任何时代、地方，如果相信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就是错误的。”(“It is wrong always, everywhere, and for anyone, to believe anything upon insufficient evidence.”The Ethics of Belief，见Brian Davis编Philosophy of Religion，Oxford:2000，31-35页)20世纪有名的无神论者，数理逻辑学家罗素有类似的观点。人问他，如果死后发现真的有上帝，他会怎么办?罗素答，他会责备上帝﹕“为什么不多提供自己存在的证据?”

要求证据应当是合理的，我们不应轻率相信。相信任何东西，如信神、信医生、报纸、教科书、政府等，都应有恰当的证据。“愚笨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箴言14:15)圣经反对迷信、妄信、轻信。基督徒信上帝是有根据、是合理的(Warranted)(当代神学家把proved〔证明〕、justified〔辩明〕、warranted〔保证〕作了区分，本文不深入讨论)。圣经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3:15);神“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使徒行传14:17);“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祂证明出来”(同上2:22);“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同上9:22)，“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同上20:24)。

问题是﹕多少证据是充分的?哪种证明是合理的?一般人在一般情形下，不大在意证据和证明。华人较少思辩和质疑权威的习惯，更是“上面”或“群众”说了算。我们可以放过凡夫俗子的草率，可作学问是必须严谨的，而所有学问中，数学是最严谨的。数学家以一丝不苟著称，他们要经过确实无疑的证明，才承认某结论。Ian Stewart在Concepts of Modern Mathematics(现代数学的概念)中说了个故事﹕一位天文学家、一位物理学家和一位数学家在苏格兰度假。当他们从火车窗口向外看时，观察到一只黑色的羊。天文学家说﹕“啊，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物理学家澄清说﹕“你太不严谨了，我们只能说，某些苏格兰的羊是黑色的。”数理学家敬虔地望天吟诵起来﹕“在苏格兰，有一只羊，有一面是黑色的。”

读者可以继续“严谨”下去﹕怎么知道那是羊?怎么知道三个人看的不是幻觉?怎么知道黑色不是染的?怎么知道三个人看到的黑色是“相同波长的黑色”?等等。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古希腊人、笛卡儿、休谟、康德、逻辑实证论者，都大量讨论这个问题。这不是吃饱饭没事干。古今中外历史和个人经验告诉我们，太多眼见但不足为凭的事，太多相片是捏造的(现在计算机合成更能以假乱真)。多马要看到摸到才信(约翰福音20:25)，可是以撒摸到了，却仍受骗了(创世记27:21)，雅各看到“认得”了，却仍然上了当(创世记37:33)。五官不足恃，连一般人都知道。数学不依五官经验，只凭最严的逻辑推理运算，应当是很稳的知识。

1900年8月8日，伟大数学家David Hilbert在巴黎发表一个重要演讲。他呼吁数学家齐心努力，完成他(及许多数理逻辑家)的雄心壮志﹕建立绝对完整可信的数学体系。这个梦想刻在他的墓碑上﹕

Wir Mussen Wissen(我们必须知道)，

Wir Werden Wissen(我们将会知道)。

Hilbert的计划有两个主要的支持者﹕Gottlob Frege和罗素。1902年，Frege的巨著Grundgesetzeder Arithmetik将出版，此书就是要建立数学绝对可信可靠的权威。罗素也在作这工作，却碰到了困难。他回忆到﹕“最初，我认为这个困难(矛盾)容易解决。也许我在推理时犯了微不足道的小错。然而……我每天工作14小时，半年来，进度是零，困难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真实。”

罗素原希望建立正确、不矛盾的数理体系，结果是给这体系无可置疑的打击。他写信告诉Frege。那时，Frege的书正在付印中，罗素的信使Frege这本呕心沥血的精心杰作变得毫无价值。他在后记中写到﹕“当工作完成时，基础却倒塌了。我遭遇到科学家最不幸的遭遇。”

罗素设法补救，包括和Whitehead合写Principia Mathmatica(数学原理)。可是1931年，一位25岁、名见经传的数学家Kurt Godel发表了一篇论文，迫使数学家承认，数学永远不可能是逻辑上完美无缺的。罗素在Portraits from Memory记载了他的反应﹕

“我以人们寻找宗教信仰的热诚寻找确定。我以为，在数学中最可能找到。然而，我找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靠。多年劳累的结论是，我(以及任何人)不能使数学成长为无可怀疑的知识。”

这是叫人心灰意懒、扼腕叹息、掩面大恸的事﹕人找不到真理，人作不出真理，人间没有确定的知识。希望每一个不轻率、不随便、不迷信的无神论者多了解这一百年来学术的发展和变化。除了上面讲的数学外，还有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和诠释学。历史清楚显示，拒绝传统基督教，必定走向虚无主义。虽然大多数的科学家和极少数的哲学家想抗拒后现代的虚无主义，可是苦无根据。起Clifford于地下，他将痛苦地发现(如罗素一样)，自己原来也是如此错误地、不负责地相信没有充分证据的数学。

以一个传道者而言，我认为这是必然的的悲剧。启蒙时代开始的现代派声称﹕我们不要启示，只要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只要人。经过四百年对圣经、对传统基督教无情的打击后，现代派的子孙后现代派说，我们不要启示，我们也唾弃理性;我们不要上帝，我们也目中无人(后现代环保人士往往有浓厚的佛教思想，认为人并不比物——动物、植物、甚至无生物——更有价值。哲学家Peter Singer断言，有时可以“应当”牺牲人而救物)。他们以前以为圣经蒙昧无知，现在他们确知，数学这最可靠的也不可靠。

离了上帝，人也失落;拒绝启示，理性也盲然。不止是数学，人生的任何一环，包括道德和艺术，如果不在上帝的权威，不在上帝话语的权威下建立，终将无踏足之地。Godel定理及后现代派的自白，都从反面证实了﹕拒绝上帝的世界，虽因上帝的普遍恩典而能存在发展，但人绝对找不出万事万物的可靠基础，他们只能矛盾地生活(既不信神又不信某种规则和理性)。我们遗憾，在现代主义流行的时候，主流的神学家们和以前的以色列人一样，“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败坏自己”(申命记13:6)，他们“厌弃了救人脱离一切灾难的神”(塞缪尔记上10:19)，反去拥抱现代主义(理性主义)，造成不信派的肆虐。现在现代主义不再流行，后现代主义成为显学。于是又有神学家，“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语”(提摩太后书4:3-4)。他们迫不及待地学习后现代，造成新的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