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我忙着照顾杰克邀请来住进家里的那些人，他们有的坐过牢，有的刚从精神病院出来，有的吸毒、信过邪教，还有帮派少年。他们被杰克所讲的信息吸引来，孩子们也都同意我们开放家庭。

杰克(约翰·米勒博士，小名杰克)是我的丈夫，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担任实践神学教授，同时牧养一间教会，我是师母，我们的确看到这些痛苦的人生命改变。然而没有人知道，失败和羞愧这些毁灭性的负面思想正在主导我的生活。其实，我内心的需要比任何一个住在我家里的人还要大。

沮丧使我论断自己、苛求丈夫

转折点来得有些突然。几个月前在二女儿路得的婚礼上，作母亲的我热泪盈眶，我对自己说：“真是好得无比，我的儿女全是基督徒，我对他们的前途一无挂虑。”杰克和我一直尽心教导儿女圣经，让他们背要理问答，送他们上基督教学校，教导他们孝顺、有礼、负责，现在我们努力的成果就展现在眼前。

路得的先生不但是神学生，还是一位年轻的音乐家，婚礼使我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期望享有的生活达到了高峰。然而转折发生得非常简单。婚礼后的一个下午，有朋友来访，她随口说道：“路得的婚礼真是美好，可惜茶点不太够。”我大吃一惊，世界顿失光彩。

婚礼前，亲朋一再自告奋勇愿意帮忙，为婚礼预备茶点。可是我相信我的计划绝对够用，所以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此刻我觉得对不起大家，无法甩掉强烈的羞耻和罪恶感。几个月来，我心里想的只有一件事：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我对自己，对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产生了怀疑。我不愿面对我性格上的明显缺欠——自信过高。我的结论是，上帝在我需要祂的时候，弃我不顾。

其实，问题由来已久。我向来在生活中所拥有的确信并不是信心，而是我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假想的自信看来好像是信心，但它们的源头却大不相同。信心的开始是认识到自己是完全无助的，唯有单单依赖上帝。而假想的信心依赖的是人的道德能力、宗教方面的成就和表面的安稳。追根究底，是靠人的毅力事奉上帝。

除了信心，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能使我们的生命与天父上帝丰富的恩典连结。联系的管道若是被切断了，人只有像孤儿一样到处流荡，活得像没有父亲爱的孩子。因此一旦我的个人能力受到质疑，出现重大失误，我的世界就开始摇晃。

但我决定用我的毅力来应对一切。我越发尽力做个好基督徒，越发勤奋读经祷告，可是仍觉枯干。我人紧绷着，浑身是刺，一触即发。我的沮丧使我更加论断自己，也更苛求杰克。

我发现杰克用忙碌的事奉作为忽视我的理由。“你把工作看得比关心我更重要。”我埋怨说。我期待杰克听到我的埋怨，立刻采取行动满足我的需要。然而，他却对我越来越多的要求和不稳定的情绪感到恐慌。我们之间明显缺乏可以携手共度这次危机的默契和沟通技巧。我们可以谈我们的成功，但不知如何敞开心门谈自己内心的挣扎。我们的沟通缺乏深度和坦诚。

我的孩子拒绝了我和我的信仰

好在杰克看出了我的困境，带着我和正在读高中的小女儿芭芭拉一起到墨西哥休假。我们应邀参加一个婚礼。婚礼上，我们发现巴芭拉对一位男士的挑逗回应得非常不得体。我想矫正，但反应有些过度。不料巴芭拉回答：“我需要自由。我不认为基督教帮得了我，我已经试过了，对我没用!”

我吓呆了，巴芭拉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信仰认真的好孩子。我拿起圣经，对着她朗读上帝的应许，并以一段关于地狱的经文结束。她坐在那一言不发。我开始哭泣，继续读圣经。然后我开始咆哮，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小时。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巴芭拉会这样，似乎一夜之间她就变了。我讨厌这种突发事件，特别是破坏家庭秩序的事。如果我当时对巴芭拉说，“女儿，我对自己的失控感到羞愧。请你原谅我好吗?”也许情况会好得多。我应该努力让她明白，虽然我强烈反对她的行为，但是我仍然以无条件的爱接纳她。但是我没有这么做，我心里充满了愤怒和恐惧的狂涛——我的孩子拒绝了我和我的信仰。

那年秋天巴芭拉上大学后，我们之间情感或属灵的距离都渐行渐远。最后一击发生在第二年春天，我收到一封巴芭拉的来信。信上说：“亲爱的妈妈、爸爸，我知道你们不喜欢听到这个消息。今年暑假，我要跟我的男朋友同居。”我全身彷彿被袭击似的。虽然我们请了很多人代祷，可是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巴芭拉对上帝、对我们都非常冷淡。

转眼到了巴芭拉要举行婚礼的日期，新郎是和她同居的汤姆。杰克以谨慎、兴奋的心情帮助他们筹备婚礼，他尽力跟汤姆作朋友，他向巴芭拉敞开，缓和彼此的关系，他甚至坦白地对巴芭拉说，他怀疑他们的婚姻是否能维持下去。

当时杰克刚刚开创了一间新教会——新生命长老会，我支持杰克的开拓，但也希望他能花时间听我诉说难处。对巴芭拉，我有罪咎和恐惧。我想要杰克关心我：“你牧养别人，他们也都得到了你的帮助;为什么就不能牧养我呢?”我站在受害者的位置，只要生活一失控，就责怪丈夫或环境。

而每当有罪恶感的时候，我就忙碌起来，读书、努力工作，更殷勤地读经。人类最大的错误在于依赖自己而不是上帝。我们最不情愿放弃的感觉就是，“我做得到!”

疾病痊愈与妓女信主

九月初，我们到欧洲，阴雨的天气对我的身体很不利。鼻窦炎发作前的头痛很厉害，吃阿斯匹林也止不住。我请杰克为我祷告。我们围成一个圈，杰克简单、安静地求上帝医治我。我的头痛立刻就消失了，鼻窦炎也好了。而且此后鼻窦炎和过敏症再没犯过。过去我一有压力就会沮丧、嗜睡，然后鼻窦炎就会发作，全身无力。这次身体上的医冶，导致我生命中极大的信心改变。

抵达法国尼斯后，我们在海边散步时看见许多妓女和他们的顾客。在餐厅，邻桌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姐侧过身，用上好的英语笑着问：“你们是基督徒，对吗?”我们点了点头。“看得出来，因为我在荷兰认识像你们一样的人。我欣赏基督徒，他们都挺快乐的。从谈话中我看出，你们也很快乐。”然后这位穿着高贵的女士对我们用清晰的口吻说：“你们知道我靠什么维生吗?”我们俩都没说出来：你可能是妓女，正在等顾客上钩。

她的名字叫阿尔莎。她直截了当地问：“你们认为我还有希望吗?”谈了一个小时后，我冲口而出：“离开这样的生活，跟我们回旅馆去，明天我们一起乘火车去马赛，我们可以介绍你去一个为愿意认识上帝的人设立的学习中心。”

第二天早晨，阿尔莎一坐下来就说：“昨晚我没睡好，我想这真是胡闹。我能放弃高档的生活方式吗?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道，好像在呼唤我回到原来的生活，我想我不可能改变。可是当我打开圣经，正好读到自己的故事，讲到像我这种做妓女的人。我吓了一跳，我感到上帝一直在看着我，也许祂认识我，关心我。”

她问我们知不知道这段圣经在哪，我摇了摇头。“我拿起圣经，一翻开就是那段圣经，就像这样……”她打开圣经，惊讶地说：“就是这里。”耶利米书第三章，讲的是以色列人像娼妓一样的行为。“也许你们打开圣经，自然就会翻到这里?”“如果是就新鲜了。”杰克试了几次，都没有翻到《耶利米书》。

阿尔莎决定跟我们一起走。路上我们开始谈论《罗马书》。她说：“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作过许多羞耻的事，也很虚伪。我在布拉格念书的时候苏联人来了，我成了激进的反对者，丢石头打士兵。其实我骨子里是个自以为义的伪善者，我并不爱我的国家，我只是觉得比别人勇敢。我是个彻底的叛徒，谁都不爱，我只爱自己。”你可能想不到一个娼妓会承认她的自以为义。

《罗马书》里的“不再定罪”吸引着她。她很快就找到摆脱定罪的途径，带着破碎、不配的心信靠基督。她受洗时说：“上帝的爱何等伟大，连我这样的罪人，祂都肯赦免和接纳!”我含泪观礼，讽刺的是，我希望拯救阿尔莎，却不知道自己是多么需要拯救。

我这个自以为义的女人，一再想藉着道德上的努力得到平安。阿尔莎跟我的不同在于，她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我暗地里仍然倚靠自己，不肯真正认罪。与阿尔莎相遇是我生命中的关键，她的改变带给我希望：上帝或许也能改变我。

你的一生就像在山上的滑雪

冬天，我们到瑞士参加会议，杰克是讲员，我则租好雪橇，搭缆车上山。缆车一路越过小镇和树梢，来到半山腰，滑雪客改乘两人座的缆车直奔阿尔卑斯山顶，景色叫人叹为观止。等我回到现实，才发现脚下大雪覆盖的陡坡远远超过我的滑雪技术。

上帝啊，我要怎样下山呢?仅靠我那一丁点的能耐吗?我压根儿没想到，怎么上来就可以怎么下去。无暇多想我便往下冲，急剧加速之下雪橇失控，我摔倒后连翻了好几米。我重复着：爬起来、下滑、加速、失控、摔倒，最后终于失望地脱下雪橇。

我试着用走的，哪知比滑雪还难。我一踏下去，雪就埋到膝盖。我还尝试坐滑的方式。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终于步履蹒跚回到缆车站，最后一辆缆车正要开出。我看来一定非常狼狈，因为一上车，一位乘客立刻把位子让给了我。

这个恐怖的经历让我一直埋怨上帝，“你明明知道情况，为什么还让我上山?”接下来的主日，杰克讲道：“靠自己的力量无法让你和上帝建立关系。它完全是免费的礼物，是靠基督的功劳得来的。唯有当你明白，你是因耶稣的缘故才蒙上帝的赦免，你才有可能原谅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