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一部基督教会史既是纯正福音的传播史，也是一部不断抵制异端邪说、匡正祛邪的历史。改革开放后30多年，中国基督教在比较宽松的社会环境下得到了前所来有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打着基督教旗号、或从基督教延伸畸变出来的种种异端和邪教也都粉墨登场，非但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文明、和谐与健康，也对整个基督教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历届的基督教全国会议决议中几乎都会提到反对异端、抵制邪教的口号，这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果效。

八十年代初以来，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在国内影响较大的邪教组织除了少数几个与佛教有关外，绝大多数都与基督教有关，如：呼喊派(李常受)、门徒会(季三保)、全范围教会(徐永泽)、灵灵教(华雪和)、主神教(刘家国)、被立王(吴扬明)、三班仆人派(徐文库)、“全能神”(赵维山)、“中华大陆行政执事站”(王永民)、新约教会(香港女影星梅绮、洪三期、左坤等)、统一教(美籍朝鲜人文鲜明)等等。

以上除了一部分属于国外渗透进来的之外，大部分均属中国“土生土长”的，而且多数发生在80年代中后期及90年代初。

那么，为什么邪教总爱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或者说，为何这一时期国内的基督教很容易畸变为异端或邪教呢?

一、邪教一般总是依附一个正教产生。基督教教义简明易懂，入世性较强，近年来又是发展最快的宗教，因此它易被利用。

“冒用宗教”是邪教的基本特征，因为凭空去创造一个教要比基于现有宗教基础去歪解教义困难得多。正常宗教已有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尽管多数人也许只是一知半解，但也耳熟有了铺挚。在此基础上加工、曲解、包装、推销成功的成本较小。相反，若要“原创”一个教义、编造一段貌似能自圆其说的历史及合乎大众逻辑的推论，这对于智商普遍不那么高的邪教头目而言难度太高。

相比于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虽有更广泛的文化认同和群众基础，但佛道教经典深奥艰涩，普通人望尘莫及，想利用也难抓其一鳞半爪。

近年来虽也偶有从佛教畸变的邪教产生，但相比于它庞大的群众基础这能算是微乎其微;伊斯兰教属于民族性的宗教，在广大汉族地区缺乏接纳的基础。又因伊斯兰教是纯粹的一神论宗教，“独一”信仰让它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格神迷信。穆斯林谁都不会神化自己，谁也不会去迷信人。所以邪教在伊斯兰教里找不到滋生的土壤，在穆斯林中间也找不到跟随者。

天主教虽也属于广义基督教，但因其相对较强的教会教义管理系统，邪教所依附和利用的难度较大。

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基督教，因其教义简明扼要且信仰生活的“入世性”较强，比较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特别是近30余年基督教是在中国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证明在急速转型的社会中有较好的“市场需求”。这样，鱼目混珠、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的情况也就在所难免了。打着基督教招牌或从基督教中畸变而成的邪教(或异端)便粉墨登场，让民众对基督教本身产生了不良的社会错觉。

二、“羊多牧少”、牧养不力的现实以及信众“有奶是娘”式的功利信仰给别有用心的邪教头目以可乘之机。

至今为止，中国基督教会中老年信徒及文化程度偏低者较多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因病信教、遇生活逆境而归顺基督者大有人在，可想而知，信仰素质普遍不会很高。大量“因病信教”、“得饼吃饱”、“有奶是娘”式的信仰认知成为异端邪说培养追随者的肥沃土壤。

由于有许多人是在求其他宗教神祗“不灵”的情况下改信基督教的，实际上是把耶稣视为有求必应的“活菩萨”。对他们而言，入“教”是出自于一种比轻现实的需要，甚至成了祛病健身的工具、消灾避难的法宝、理气顺心的寄托，基督教只是成了民间信仰的替代品。

这当然也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不同有关，一般说来，西方人重逻辑思辨，遇见宗教信仰，首先会考量其“对不对”或“真不真”?但国人则更多是从“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实用主义思想出发，更多关注的是其“好不好”、“灵不灵”?人们虽然已经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但迷信思想意识在人们头脑里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不会因为人归信了基督而立刻去除。相反与基督教某些教义联姻成了“非驴非马”的信仰。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受邪教侵害的多是社会中下层的老百姓。因为在社会转型期，当社会经济和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时，他们往往很难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或拥有适用的新技能去应对外在的变动，从而不可避免地沦为社会弱势群体。面对种种生活危机，他们首先需要的是“生活之饱”而非“生命之道”，是现实的关怀而非终极关怀。而邪教那种逢凶化吉的低级功利之信仰追求，恰好迎合了这些群体的需求，成功地吸引了大批的群众。

与近年来信徒的增速相比，受过正规神学教育的教职人员远远跟不上信徒发展之需要。至今为止，超过半数的教会讲台仍是义工负责，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可能只上过几天短期的培训班，很难算是较合格的传道员。就看近年来从基督教畸变的异端或邪教而言，它们的创始人几乎都发源于农村，有些甚至是文盲、半文盲，而追随他们的新徒对基督教教义不甚明了，根本无法辨别其宣讲之真伪，故被邢教教主那些空悬着的“馅饼”诱惑而一个个掉入“蹈阱”而不自知!

三、基督教内神学思想长期保守、片面甚至走向极端，是构成邪教产生的思想根源。

神学理解上的片面往往造成认识上的误区，认识上的误区往往会产生思想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往往会诱发信仰上的危机，信仰上的危机往往又导致行动上的越孰。

尽管中国基督教早在1958年就走上了以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为宗旨的“联合礼拜”道路，但与之配套的神学思想建设以及教会管理体制未能及时建设，使得一世消极厌世、迷信落后的保守神学思想长期笼罩着中国信徒而得不到根本性纠正。尽管1998年后中国基督教积极推进神学思想建设，但真正让成果转化到讲台、进入到基层信众头脑里还有待时日。

迄今不少教会仍然没有正确地处理好诸如“爱国”与“爱教”、“属灵”与“属世”、“超世”与“入世”、“今生”与“来世”、“信”与“不信”、“灵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神迹”与“常态”、“听神”与“听人”等五十年代就提出来的神学命题，没能在信徒中形成广泛的正确共识，以致常常让某些思想无端放大，甚至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从片面走向极端，又从极端走向异端。

受蒙骗的那一部分信徒便很可能在宗教狂热的驱动下说出一些歪曲《圣经》原意的话，把一些相对的神学概念做出绝对化理解，把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做出一些简单化的神学处理，把一些特殊的事例当作常态去应用，甚至运渐蜕变为非法的邪教组织的成员。(其实圣经中有些话是绝对的，但有些则是相对的，或者说是有时空限制及灵活性的。)

例如：在近年来被我国政府所取缔的邪教组织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从教会一些“极端”思想派别中产生的，它们大都崇尚封闭而狂热的“灵性生活”或者“苦修”，其骨干分子常危言耸听地宣称“这邪恶的世界”将在某年某月被摧毁，企图利用恐惧感抓住人心，迫使他们蒙蔽“属世”的一切，甘心听命于自己的精神控制。

国际邪教组织、臭名昭著的“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天父儿女”以及前些年国内已被取缔的“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灵灵教”、“统一教”、“门徒会”、“东方闪电”等等，都是从传统宗教内部的极端派蜕变为非法邪教的，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体现了神秘主义特征和敌视世俗社会的倾向，以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极端末日论”的影响。

四、处于“后宗派”时期的中国基督教管理体制相对比较松散，教义的监管性、权威性以及对异端或邪教的敏感性不强，使邪教产生之后得不到及时制止与纠正。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历年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教会虽然进入“后宗派”时期，但还没有建立独特的符合中国处境的教会管理体制。结束宗派林立的局面对中国教会无疑具有实在积极意义，但这在—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在教义和传统上的自我审查、监督、保护机制。

中国基督教协会为了强调“协和”、“合一”、“尊重”，也是为了多出“新意”面忽视了必要的“法度”。近三十多年教会忙于硬件建设，但教会软件建设尤其是教义的监管和对真理的守望，则显得相对滞后与薄弱。

比如至今也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教会机构来调查研判基督教自身的异端，由于缺乏一个专门的组织机构和监管机制，中国基督教对异端的认知和敏感度相当迟钝。基督教会公开反对异端，每每要等邪教酿成社会问题之后及在公安部门定性为应打击的邪教之后及在公安部门定性为打击的邪教之时，这难免被认为是后知后觉，未能为健康的社会发展做好参谋。

目前业已存在并运行的“两会”体系在中国教会发展中起到了不能替代的积极作用，但仍然有不少需要完备的地方。不够高效的管理，不够紧密的协作，不够畅通的信息，使得两会框架上的教会管理至少在教义监管上能发挥的影响力有其一定局限性。

《中国教会规章》里面虽有一个“信仰认同”，但也因为过于原则，缺乏一定规范和约束力。因此，中国基督教急需探索与建立既符合中国处境又符合教会传统的包括教义监管在内的教会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