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老师离世的当日,我和灵维、灵晓去看望汪师母，师母抱住我们痛哭。一向硬朗坚强的她，此时像孩子一样无助，难以适应突然间踽踽(jǔ：形容独自走路孤零零的样子)一人。我们也恍惚，仿佛汪老师正从书房缓缓走来。

　　几年来，汪老师一直预感时日不多。在写作《自牧》时，曾担心写不完计划中的一百篇。感恩的是，他不仅写满了百篇，还如愿结集出版，这是我们略感欣慰的一件事。《教材》的“卷首语”，也按照他的想法，坚持写到最后一期。

　　然而，让人痛心的是，他还有许多未竟之志。就在他离世的前一天傍晚，还在和陈永涛老师商量一个研讨会的规划，他是个特别珍惜时间的人，从未想过封笔，从未停止过神学思考，从未停止过对神学院、对教会的牵挂。对他来说，这些远远比生命更重要。

　　在《自牧·大隐隐朝市》中他说：“但我难以完全忘怀得失，在不为人所注意和关切的时候，不为人所咨询和倾听的时候，总难以‘陆沉’并淡入历史……这是我晚年灵性上的一道坎。”在《自牧》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自我解剖，在神的面光之中，他坦然得像个孩子。

　　现在想想，不是“忘怀得失这么简单。他们这代人，整整失去了二十年最宝贵的光阴。80年代复出之后百废待兴。当时他们已年过半百，却如年轻人一样，以爆发之力，倾心倾情投入。所以，他们计算年纪的方式，和寻常年代不一样。那种火中熬炼出的责任与担当，岂是“得失”二字所能概括?

　　但愿汪老师和他们这一代的未竟之志，有更多的人来接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