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6日，是利比里亚共和国独立171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美好的日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利比里亚“和平运动”领袖莱伊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带领以她名字命名的非洲基金会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活动上许多妇女载歌载舞，庆祝她们来之不易的和平。

莱伊曼是2011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三位得主之一，她领导的妇女和平运动为结束利比里亚长达14年的内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莱伊曼在国庆纪念活动中

“17岁时，你还不习惯思考死亡”

1989年，17岁的莱伊曼即将高中毕业，准备进入大学。在当地的圣彼得路德会的新年守夜聚会中，每个人都在白纸上写下对新年的期望。孩提时的莱伊曼常常希望身体健康，因为她经常生病，麻疹、疟疾、霍乱。17岁这一年，她许愿“有一个好成绩，遇到有趣的教授，学习合适的课程。所爱的人都远离邪恶”。一想到自己要去大学学习，莱伊曼感到很兴奋，她觉得生活会变得更好。

然而，就在莱伊曼的高中举行毕业派对的时候，一群武装叛乱分子从科特迪瓦越境进入利比里亚北部的宁巴(Nimba)郡。这群武装分子的领袖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声称他们将推翻多伊(Doe)总统的政权。莱伊曼的父母并不担心，它们全家住在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Monrovia)，距离宁巴还有3个小时的路程，反政府武装的人数并不多。

1990年3月，莱伊曼开始进入利比里亚大学读书。同年5月，莱伊曼的父母带着五个女儿搬到了蒙罗维亚郊外。母亲在前院种了很多花，后面种上玉米、辣椒和其他蔬菜。这里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除了早晚的几个小时之外，你能听到汽车在主干道上发出低沉的轰鸣声，它是完全安静的。这是我父母多年辛勤工作的回报。他们希望在这里退休养老。”

但是政府并没有镇压宁巴的叛乱;事实上，叛乱正在蔓延。每天BBC的《聚焦非洲》都会报道叛军的消息。他们不断进攻，占领土地，逐渐向南逼近首都。

后来，莱伊曼的外婆马可多来到莱伊曼家，因为叛乱已经蔓延到她的村子附近。她带来了她的丈夫和莱伊曼母亲的几个同父异母的姐妹和她们的孩子。

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爸爸、妈妈和姐姐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莱伊曼听到远处有一种奇怪的“砰”的声音。“我知道那声音，叛军在那里!”所有人都跑进屋里。莱伊曼简直不敢相信，外婆因为害怕就把姐姐的小女儿推了出去。“我不是害怕，我很生气。我是一个从未做出重要决定的女孩，这应该不是我的工作!我一直相信成年人会聚集孩子并保护他们，尤其是在危险的时候。这情景使我无法忘怀。”

不久之后，莱伊曼一家被安排到了离教堂不远的一个大院子里。两周过去了，院子里挤满了逃离家园的其他信徒。叛军继续向蒙罗维亚挺进。而莱伊曼只想回家。“求你了，上帝。”她祈祷这一切停止。

在大使馆工作的父亲设法见过他们一次，他认为他们最好呆在教堂的院子里，因为他得到的情报是叛军已经渗透到附近。学校停课，食物越来越难找。“17岁时，你还不习惯思考死亡，尤其是你自己的死亡。但现在一切都已过去，我不得不意识到它随时可能到来。

我从路过的朋友那里听说我的一个教授和他全家都被杀害了。家人朋友的女儿被强奸了。我认识的另一个男孩通过一个检查站时，一个士兵想要他的新运动鞋，于是当场杀了他。”

天黑了，整个城市一片寂静。“帮助我们，上帝!请帮助我们!”莱伊曼听到妈妈在祷告，她低声背诵着诗篇91篇：“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当多伊总统的政府军开始追捕叛乱分子时，利比里亚教会领袖决定开放教会庇护民众。近千名男子、妇女和儿童拥挤在圣彼得教堂和邻近的高中避难。但当天晚上，叛军的武装分子带着弯刀和机关枪闯了进来。许多人被砍伤、枪击，妇女被强奸。他们还在农村招募一些男孩，许多是孤儿，称为“小男孩部队”。孩子们管叛军首领泰勒叫“爸爸”。

外国人开始逃离。四艘满载海军陆战队员的美国军舰停泊在海岸外，疏散了美国公民，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进行干预。在教堂惨案发生后不久，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世界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中东。

我给自己的痛苦划上了界限

莱伊曼一家搬到了离加纳首都阿克拉约30英里的布杜布兰难民营。那是一处144英亩的土地，荒凉而偏僻。起初只有几百人，最后营地住了5万利比里亚人。

1991年5月，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维和部队进驻蒙罗维亚，成立了一个新的临时政府，战斗停止了。莱伊曼请求妈妈让她先回家，妈妈同意了。

莱伊曼回到蒙罗维亚不久后，就得了一场严重的疟疾，发高烧，需要去医院。她不知道如何支付治疗费用。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叫丹尼尔的人，丹尼尔对她照顾有加，19岁的莱伊曼便爱上了他。不久后，她发现自己怀孕了。

莱伊曼的儿子约书亚于1993年2月9日出生在一个旧仓库里，瑞典救援人员把这个仓库变成了一家紧急医院。虽然有了孩子，但莱伊曼和丹尼尔的关系开始恶化。丹尼尔有家暴的倾向，有一次，他还带了一个女孩回家过夜。几年中，她生下了四个孩子。后来，丹尼尔不负责任地离开了莱伊曼和孩子们。莱伊曼一边工作学习，一边照料孩子，父母和姐姐也帮了她很大的忙。

莱伊曼回忆：“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94年4月的最后一天。不久之后，我回到圣彼得教堂，这是大屠杀后的第一次。周日的礼拜仪式就像一场葬礼。教堂重建时，会众在一个帐篷里敬拜了好几个月，但我很难不看到过道和祭坛上有尸体的景象。教堂前面和后面都有万人坑，那个月，会众投票决定修建一座纪念碑。后面的骨头被挖出来，和其他人一起搬到前面。巨大的白色星星标志着两个坟墓。我最终学会了从他们身边走过，把我看到的一切抛诸脑后。”

随着战争的平息，人们有时间思考正常生活的问题。莱伊曼的牧师推荐她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卫生部合作的一个项目，培训人们成为社会工作者，为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人提供建议和医治。她从中学到很多关于创伤的知识。

当时，利比里亚正在享受相对的和平，但塞拉利昂的内战自1991年以来一直在肆虐。蒙罗维亚有大约50名来自塞拉利昂的难民妇女，住在一个流离失所者中心，莱伊曼将与其中20人一起工作，询问这些妇女的生活。

“我无法理解她们为什么没有痛苦和愤怒。她们仍然会笑，仍然有希望。我晚上回家时会想，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人?她们怎么还能有这样的生活热情呢?她们都梦想着回到塞拉利昂。一位女士一边微笑一边谈到她计划如何教当地的孩子唱歌和跳舞，而她只有一个乳房。她逃亡中在检查站被叛军拦住，一个男人看着她在给孩子喂奶，不知什么原因，他向她做了个手势，把孩子推到一边，割掉了她的乳房。

‘你怎么还想回去?’我问她，她看着我说，‘我还能做什么?就这样让他们赢了吗?’这些话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突然想起我们在教堂里唱过的一首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惊讶立时乐欢呼’。与这些女人相比，我得到了很多祝福。我生活在虐待的关系中，但是我有健康的孩子、一张温暖的床、一个在我头上的屋顶。这帮助我给自己的痛苦划上了界限。”

从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故事

1991年，利比里亚路德会、路德世界联合会合作的创伤愈合与和解项目，在圣彼得路德会教堂开设了办事处。他们特别需要招募一位接触过难民工作的志愿者，莱伊曼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她第一次做和平建设者(peace-builder)。“当我用这个词时，我指的是比谈判、斡旋或签署条约要复杂得多的东西。对我来说，建立和平不是站在两股对立的力量之间结束战斗，而是去治愈那些因战争而受害的人们，使他们再次强大起来，并把他们带回过去的人民之中。它帮助受害者重新发现他们的人性，它告诉人们，解决冲突不需要拿起枪就可以实现。”

她很短时间里就读了马丁·路德·金、甘地和肯尼亚冲突与和解专家阿塞法(Hizkias Assefa)的书。她特别认同阿塞法的观点，在受害者与犯罪者之间的和解，是真正解决冲突尤其是内战冲突的唯一途径。冲突不解决，两人永远绑在一起，一个等待道歉或报复，另一个害怕报复。阿塞法认为，真正的和解需要四个维度：你必须与上帝、与你自己、与你的环境和解，最终与冒犯你的人和解。和解的前提是袒露真相，而不是隐瞒真相、文过饰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