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女权运动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 )是美国父母组织的发起人，被誉为“解放所有家庭主妇的家庭主妇”。她在一个缺乏母爱的家庭中长大。贝蒂的姐姐艾米形容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完全没有养育能力的人……我们真的没有一个爱我们的母亲。”贝蒂的母亲强烈批评她，使她觉得自己又丑又没人爱。成年后，贝蒂不得不去作心理分析来解决她对母亲的愤怒。贝蒂虽然结婚生子，但她的婚姻却充满了暴力和伤害。在她的孩子出生不久，她的婚姻濒临破碎，最终离婚。

另一位近代女权主义先驱杰曼(Germaine Greer)，也是在一个父亲离家、母亲公开拒绝她的家庭长大。童年充满了痛苦和屈辱，不但母亲常常很凶地打她，而且是没有什么理由地打。在和母亲的关系上，杰曼说:“我认为那些不但爱妈妈、还真的喜欢妈妈、又在妈妈身边跟前跟后的孩子，都是在作假，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假装是个好孩子。”尽管杰曼后来拿到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她仍然为她的原生家庭对她的伤害而痛心。

有一次，杰曼离家一个月后，再次回家时发现母亲在花园里。她永远忘不了母亲见到她之后的第一句话是：“谁把苍蝇都放进来了?喔!是你，你回来啦!”不仅母亲拒绝她，她的父亲从来没有拥抱过她。

笔者引用上述研究资料，并非为了吸引更多人关注《使女的故事》原创团队中的才女们的个人生活，而是提醒读者不要低估人格特质和原生家庭对人们观察视角的影响。女权主义的运动者们运用她们的聪明来影响被扭曲的社会，却很少审视过往经历对自己生命带来的扭曲。

著名伦理学家海斯(Richard B.Hays)认为，考虑到新约圣经在近两千年前就提出，“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男女在基督里乃是合而为一，以及婚姻里夫妻应彼此顺服，其对平等与均衡的强调在当时属于相当不同寻常的见解。诚实地说，即使在当代的许多文化氛围里，这种对女性的尊重仍然很醒目。而女权主义者的怒火频频烧向基督教，这一切之所以发生，再次佐证相比其他文化，基督教对女性的批评是最宽容的。

然而，正如圣经文学学会的第一位女性会长费兰札(Schüssler Fiorenza)，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的研究所显示的，妇女的确曾在教会受到压迫、被边缘化，她们在初代教会的贡献被抹杀，教会必须承认自己在扭曲女性的历史上有份。费兰札从被遗忘与被歪曲的叙述中挖掘还原出一部女性与男性平等做门徒、同被圣灵带领跟随耶稣的历史，在《圣经》中发现女性权益的来源和力量。

纳粹德国的“生育农场”

《使女的故事》情节创作的一个重要灵感来自纳粹德国的“生命之源”项目(Lebensborn)。

“生命之源”出自于海因里希·希姆莱之手，他深得希特勒的信任，29岁参与建立党卫军并担任党卫军首脑。从1935年起，纳粹德国开始推行罪恶的“生命之源”人种繁殖计划，企图通过此计划实现人种净化，最终达到雅利安人对世界的统治。

“生命之源”计划打算在被侵占的欧洲各国都建立“生育农场”，梦想到1980年能够制造出1.2亿名强壮的“雅利安超人”，以补充纳粹兵源。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希姆莱派人在各地招募了很多金发碧眼的女性，让她们与党卫军军官发生性关系。先是在德国国境内，然后扩展到附近的战败国，南到奥地利，北至瑞典。这一举措的现实意义也是为了逆转当时纳粹德国国境内持续下降的出生率。

在“生命之源”的育婴房里，这些孩子一出生就被从妈妈身边夺走，由希姆莱手下的“人种与移民计划部”转送到纳粹德国境内，交给具有纳粹信仰的党卫军家庭抚养。还有一些孩子则被送往了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孤儿院进行抚养。孩子们被送到德国家庭之后，就会受到德国军官父亲严厉的思想控制和管教，让他们绝对顺服纳粹元首希特勒。

为了让更多的“纳粹婴儿”能够顺利地孕育和生产，党卫军还在德国和多个被占领国秘密设立了20多个令人发指的所谓“生育农场”，大约有1万多名德国儿童和9000名挪威儿童在其中出生。

法国巴黎拉莫拉耶地区75岁的村民索妮亚·佩洛特回忆二战末期纳粹护士逃离当地“生育农场”的情景时说：“我看到许多美国兵开着吉普车闯进那个庄园建筑，我根本不知道那幢庄园是干什么用的。庄园中的德国士兵、护士、母亲和婴儿全都逃走了，庄园的地面上到处散落着婴儿的出生护理记录，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那儿曾是一个产科医院呢。”

随着二战结束，纳粹这一最为大胆而荒谬的社会改造试验走向失败。但后遗症却延续至今，生命被摧残，家庭因而破裂。这段经历成为试验受害者心中永远的耻辱。

希特勒说过，“一个人要么是个基督徒，要么是个德国人”。纳粹政权上台以后就开始打击基督教，表面上有分化有利用，但骨子里对基督教非常敌视。

恶就在我们自己身上

英国《卫报》评论文章称，作家玛格丽特像一位预言家，她的虚幻构思，令人联想到任何一个极权制度社会。例如，恐怖分子利用宗教借口进行破坏活动;强奸妇女，利用她们作战争武器;发展中国家出现代孕母亲，以增加人口控制世界。文章认为，除非我们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的部落，过着母氏系族的日子，否则，剧中的情节可能随时发生在地球每一角落。

宗教极端组织的表达方式无一例外都是暴力性的。玛格丽特写道：“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人们(就像19世纪美国黑奴一样)阅读。……这种政权运用宗教象征，任何独裁美国的政权都会采取这一措施。”

《使女的故事》让人感到如此不安的原因，在于它描绘的世界不仅隐藏在过于的历史中。在剧中，嬷嬷向受训的使女说：“所谓正常事物，要视乎你怎样去利用它。现在你认为不正常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习惯了，便成为正常。”

女主奥弗雷德醒悟说：“我之前一直沉睡，事态才会发展至此。当他们劫掠议会之时，我没有觉醒;当他们架空宪法之时，我也没有觉醒，现在我觉醒了。”在剧集的最后，使女们没有屈服于嬷嬷的淫威，奥芙雷德成为她们的精神领袖，“不要让这些杂种骑在我们头上”。

可是反抗将通向何方?政治上当然可能赢得胜利，就象娜拉是有可能成功出走的，只是真正的挑战在于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成立一个纯粹的女性群体或者女性拥有决策权的社会吗?还是选择回归温和版的男权社会?

笔者认为剧集中最有深度的情节是——原来是沃特福德夫人在跟先生看电影的时候提出了“将生育能力作为国家资源，将繁殖作为道德责任”的治国方略。原本作为女性主义代言人的沃特福德夫人，正是整个基列共和国男性极权统治背后的始作俑者。一个女性主义者启动了女性对女性最深的压迫。

认识到让我们不自由的密码与其说藏在外面、藏在别人身上，不如说藏在自己的生命里，这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疗愈更有帮助。女主若能认清这点，才可能避免落入带领一群女人新建起一个乌托邦梦魇的宿命。因为所有乌托邦爱好者的共性，就是只看到恶在别人身上发动，而没有看到自己是最骄傲最虚伪的那个人。最骄傲的那一个，最终成为魔鬼。

面对女性权益被侵害的历史与现实，男人的确应该被批评被管教。但我们长远视线的焦点不要被模糊，最该做的是男与女携手对付弥漫世间和我们自身里面的罪的势力。我们曾经以彼此为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的爱重新连接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