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走向大海

我在豫东平原上长到17岁，就去海南岛当兵了。我当的是海军，不是那种坐着军舰下海的海军，是陆地上的雷达兵，属海军管。但无论如何，在我的生命中，平原开始和大海有了联系。记得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是在一个军营的山坡上。在那里可以一览无余地观看傍晚的海面。那天大海不知怎么就对我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迫使我从山坡上喊叫着冲下去。十七八岁的样子，个子又小，发的军装肥大，鞋子也不合脚，跑下去的时候跌跌绊绊的，鞋子也跑掉了。等跑到海边，才发现大海其实十分安静，波浪轻轻拍着沙滩，远处是几片被夕阳抹红的归帆……我才知道原来是自己太不安静了。

在我当兵的时候，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必须有很好的政治条件。按我当时的条件，兵肯定是当不成的。因我父亲还拖着一条右派尾巴，别人随时都可以踩住你的尾巴，叫你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当时父亲被称作“摘帽右派”，意思是，右派帽子给你摘掉了，你的右派成了“历史问题”。然而一成“历史问题”，反而更麻烦了。无论是父亲还是我自己，生命中就有了一片似乎永远也抹不去的阴影。

但后来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我申请当兵的那一年，我们县新来了一位县委书记，一问，竟是我父亲以前的老同事。他问过我们家十几年的遭遇后，自然是唏嘘不止，就问我们有什么难处需要他帮助解决。母亲就说孩子想当兵。他说这事不难。于是打电话指示公社武装部长把我当兵的事办了。书记让办就办。这样，我就在1972年12月如愿以偿当兵了。

12月份的豫东已经很冷，200多新兵从各公社集中到县里，用几辆敞蓬大卡车运到一百多公里外的火车站，再装进闷罐子车往南方拉。因为是去南方，就没有给我们发棉帽子，当卡车在寒风中奔驰时，耳朵冻得像被风一片一片削掉似的。然而就这样也挡不住一车新兵对美好前途的畅想。特别是我，一边用毛巾包住耳朵，一边计划着在部队要如何努力，争取两年后当上排长，再过两年当连长，再两年营长，然后团长、师长……这个在卡车里开始的梦，进了闷罐子车仍在延续……几天后，我们这些平原上的孩子被闷罐子火车带到了南方。从闷罐子车里出来，我感到自己就算正式进入人生了。

我当了四年兵。争取入团用掉了将近两年，入党又用掉两年。这入团、入党的艰辛，早把卡车里的梦打得粉碎。入团这种事情，对那些政治条件好的人，一般在新兵连就解决了，我的考验期却十分漫长。入党就更不用提。入党申请书写了好几稿 (而且一点也不敢使用鲁迅笔法)，谁看了都说写得好，但就是一次次通不过。当兵的几年时间里，心灵扭曲得厉害。骄傲、反叛、目中无人、极度虚荣以及这一切所掩饰的深深的自卑，都混杂在一起。我因为读了一点书，写了几篇文章，在没有文化的人中，就成了有文化的人，在不会写文章的人中，成了会写文章的人。一时间，团里、军里的新闻报导组、文学创作组和“战士理论组”，都允许我去滥竽充数。为了追求发表数量，没有新闻就编新闻，没有理论就抄报纸。那几年报纸上的新闻垃圾和理论垃圾中，就有我的一点 点贡献。没想到，这些“贡献”后来竟成了我能够入党的重要条件。

现在想来，搞这些事情，其中也有一些积极意义，就是我的求知欲被大大激发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组住在海南师专(现在可能叫海南大学)校园里，这里的图书馆是全海南藏书最多的地方。那时图书馆还没有对外开放，凭着部队的介绍信我可以到里面读书和借书。在那个图书馆里，我又产生了扑向大海的感觉。我在那里认识了莎士比亚、莫里哀和契诃夫，认识了许多唐代诗人和现代作家。看了莎翁的悲剧、莫里哀的喜剧和契诃夫的小说，才知道什么叫悲剧、喜剧和小说。看到书架上几巨册唐诗乐府，一时间竟愣在那里，感叹文学居然可以如此丰富。但人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存在。对着这些文学名著，一方面心存求知的渴望，一方面又流露出据为己有的贪欲。一天，四顾无人，我抓起一本厚敦敦的唐诗乐府就塞进了水兵服里。后来因为书太重，怕人发现，只 好作罢，换了一本刘逸生着的《唐诗小札》揣进怀里。我信主以前，从不认为偷一本书是什么大事。但归主后就常以此为可羞耻的事情，希望有机会向这家图书馆道歉并还上原书，或买一本新的代替它。

除了偷书这件事，另外两件事也使我深深自责。一件是杀死“五七干校”劳改干部养的鸡，一件是赶走一位到我们军营里接自来水的农民。我前面说过我是一个用骄傲、反叛、自视清高来掩饰深度自卑的人。这样的人常常会蔑视和欺负比自己更低、更弱的人。这种蔑视和欺凌弱者的动因，是由于莫名的忿怒与仇恨。我在文革之初杀死那只幼弱的猫和在批斗会上折磨那位老医生，都是出自人性中这种邪恶的因素。

我们连队的营房挨着一所“五七干校”，干校里都是一些从城里下放的干部和教师。他们的宿舍就在我们连队的菜地旁边，他们养的鸡常常跑到我们的菜地里，有时菜苗刚种上，一转眼就跑到鸡肚子里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天我拿着一把砍刀来到菜地，对着几只正啄食菜叶的鸡甩过去，就打中了其中的一只。这时有一个瘦骨嶙嶙的下放干部走过来，说这是他养的鸡，希望我把死鸡给他。我忿怒地瞪他一眼，捡起那只死鸡就扔进了菜地边上的粪池里。那人用无奈的目光看着我，如同犹太人在集中营里看着德国士兵杀死自己同胞的目光。我那时觉得你是活该，但今天我真希望找到那位瘦骨嶙嶙的干部(他该有80岁了吧)，向他谢罪，并按照圣经中税吏撒该的做法，买四只鸡还他(路加福音18章记载，罪人撒该对耶稣说：“主啊，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从军营穿过干校，再往下走就是村民的茅屋了。山区里吃水不容易，村民们常常要跑很远去挑水。我们因为有自己的小水塔，可以用自来水，但不允许农民来打水。一天傍晚，一个村民挑着两个水桶来打水，我立即制止他。那位农民实在不甘心空着水桶回去，并不听我的斥责，只管接水。我的“权威”竟被一个农民冒犯，就怒火中烧，于是走过去倒掉他桶里的水，命令他马上离开。若有人拍下这个场景，放进老电影里充当国民党士兵欺负老百姓的镜头，可能比扮演出来的还逼真一些。那时，我对那怏怏离去的农民身影充满怒气，今天则充满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