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命与信仰》的编辑，我常鼓励别人把他们的信仰经历写出来，好叫读者借着这些经历，看见耶稣基督改变罪人生命的大能。这一次，轮到我鼓励自己来写自己的信仰故事了。

每次讲自己的见证，我常会引一段圣经，就是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2章1到10节。那段经文一开初就把人类灵性的悲惨处境指出来了——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我觉得这句话是直接对我说的：在我没有被耶稣救活以前，是一个灵性上的死人。不但是死人，而且是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接下来，圣经说，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都是“悖逆之子”，就是悖逆上帝、顺从撒但的人;这样的人，有邪灵在他们心中运行。再接下来，圣经又说，生活在罪中的人也是“可怒之子”，是一群要承受上帝的忿怒与公义刑罚的人。

读到这里，你眼前是否一片黑暗?又是“死在过犯在罪恶之中”，又是在邪灵控制下的“悖逆之子”和“可怒之子”——人在罪恶的泥潭里挣扎，真是没有希望!

但突然，圣经给你开了一扇门，有恩光照出来——

“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多么奇妙的“然而”!这扇叫作“然而”的门一开，我这绝望的人就一下子被带进神丰富的怜悯和恩典里了!

我是罪人，耶稣是救主。

我罪当死，但神有赦罪之恩。

罪与恩?

是的，罪与恩!

难怪查尔斯卫斯理在名为《奇异的爱》的圣诗中这样写道：

“怎能如此?——像我这样罪人，竟蒙宝血救赎恩!”

这是令人震惊的“罪人之问”。

我的故事可以从这里开始……

一、饥饿的颜色

1955年9月，我出生在中国河南省的郑州市。听父母说，我出生后的头一两年，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幸福。父亲是政府里的一个职员，母亲在医院做护士，收入不算很高，但足够一家人生活了。但是不久，父亲就被划成右派，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母亲带着三岁的我和一岁的妹妹，回到了老家兰考县。母亲和我们之所以被送回老家，是因为母亲坚持不跟父亲离婚。母亲是党员，组织上就问母亲要党还是要丈夫。母亲回答说不能叫孩子没有爸爸。这个回答叫组织上有些失望，于是母亲失去了党和工作，回老家乡下当了农民。

我们是1958年回老家的，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这个“自然灾害”最显着的特征，是人们普遍感到饥饿。饥饿剥去了村子里的树皮，并且为村子里大人孩子的脸，都染上了尘土的颜色。我记得那时候像我这样大小的孩子，一群一群的，像小老鼠一样到处跑着找吃的。如果看见一个孩子在沙土地里挖出一粒残留的花生，我们就感到他算是找到了人生最大的意义。他在那里嚼那一粒花生时，我们大家在精神上也与他一同大嚼特嚼。

若干年后，我和妻子在美国的一家神学院读书，每次看见八岁的儿子吃饭时不知爱惜粮食，米饭粒面包渣撒一桌子，我就用自己小时候挨饿的故事教育他。他瞪着眼说我这故事是编的。而且说，你如果真饿，那你为什么不去吃汉堡包，或者吃饺子吃鸡蛋。他对挨饿概念之陌生，以及他让我在60年代的河南乡村吃汉堡的建议，叫我哭笑不得。后来，更有趣的是，每当儿子吃饱饭后，就对我说：“爸爸，再讲一讲你小时候挨饿的故事吧。”那时我心里就想，儿啊，你是要用爸爸挨饿的故事助消化呀!

我们家能勉强吃饱肚子大约是在1963年。那一年我小学三年级，父亲从一个监狱性质的劳改农场，换到另一个农场继续劳动，母亲也回到县城医院当护士。我印象中，那时候整个国家也勒紧腰带刚从自然灾害中走过来。我们家的小桌子上开始有高粱面做成的馍馍，好像也可以放开吃了，菜汤里也出现了油花。

我第一次偷母亲的钱，就是在刚能吃饱肚子后不久。看到街上商店里开始摆起鸡蛋糕或小甜面包之类更好吃的东西，我的胃口就不能满足于只吃高粱面馍馍了。一次我看见母亲把领来的工资放进一只小木箱里，就拿出5元塞进了自己口袋。我揣着这5元钱到街上尽情吃了一顿，把剩下的钱藏在书包里。母亲检查我的书包，发现这些来路不明的钱，问我是从那里来的。我起先想编个瞎话说是拣的，但母亲查看了小木箱后发现我是偷的。这自然是要打一顿的。母亲刚打下来，我就大喊：“妈，我改了!”我知道我喊叫的声音越大，母亲打得就越轻;只要我喊叫三次“我改了”，母亲基本上就住手了。小孩子的诡诈真是无所不在。

我当然没有改。偷了家里的偷公家的。一次和另外两个孩子一起，把医院伙房的一个大铁炉圈偷出去卖了。一块八毛钱三人平分，各人买了一堆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东西还没有消化完，我就被母亲从被窝里拉出来打了一顿。因为整个医院里都知道我偷了伙房的炉圈，母亲的难过是可想而知的。那时候，人们似乎并没有浓厚的罪恶意识，偷窃行为常常被淡化为“拿”，小孩子的偷也只被看作是“恶作剧”。所以偷窃慢慢变成了一种众人可以接受的整体文化行为，以至于人人是贼。我不必诸一地开列我一生中所有的偷窃行为，但我知道我归主前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因潜伏在生命中的贼性而不断地偷窃。有些偷窃行为，只有我们剥掉人们所加于它们的各种美丽外衣之后，才能直接称呼它们为偷窃。

我是在文化革命开始后的两年间，脱掉童年的衣服，改成少年人装束的。文革初期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我已写进一篇题为《猫殇》的小说里了(见《海外校园》1993-94精选本)。很多事情经过艺术加工后，丑恶被审美所掩盖。实际上，一些那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其丑恶程度，就连我如今历尽沧桑之后，想起来仍然不寒而栗。比如，作为一个只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为什么要在斗争会上用各种办法毒打和折磨一位以前对我十分友善的老医生?我自己的父亲在农场被人批斗、折磨，而我则在另一个地方毒打和折磨着别人的父亲!那时，一个孩子将自己里面的仇恨、苦毒，借着摧残别人的身体发泄出来时，为什么竟会觉得“好玩”?我在那篇小说中写到，在这种仇恨与苦毒无处发泄时，一只可怜的猫儿就成了牺牲品，成了被屠杀的对象。的确，我在文革开始之初，真的杀死过一只瘦弱的小猫。

在我13岁那年，文革的疯狂期基本上过去了。我也随着母亲再次到了乡下的卫生院里。乡下生活的匮乏迫使我拼命找书看。就是在那时候，我接触到一位乡村中学老师，从他那里借得一本冯至翻译的《海涅诗选》和一本鲁迅的《且介亭杂文》，这两本书大大激发起了我的文学兴趣。我没黑没白地背掉半本子海涅的诗(那时背的东西到现在还忘不掉)，来满足灵魂的饥饿。学写文章就模仿鲁迅。哪知道鲁迅思想中有点价值的东西是模仿不来的，最后自己倒落了一身尖酸刻薄的气息。但那时真正迷恋的还是毛和马列。于是又囫囵吞枣地背下毛的许多著作和诗词，以及马恩《共产党宣言》等书的一些章节。这样的生活，直到我1972年底去当兵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