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2000年史无前例的突破

　　天主教神父性虐待丑闻曝光后，独身制的规定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天主教神父是不可以结婚的。”已成了普通人甚至包括天主教信徒对天主教会神职人员一种根深蒂固的印象。然而独身制真的如人们想象的是这一切罪行的罪魁祸首吗?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独身制并不一定必然导致性犯罪，而不独身也不意味着就不会犯性方面的罪。

　　必须澄清的是，独身制是罗马天主教教会人为制定的法律，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清楚指出，独身与否并不是成为天主教神职人员的本质要求，是可以更改的。最初只是推荐给神职人员，一直到11世纪的基督教东西大分裂之后，西方教会即今天的罗马天主教会才开始明确规定不允许神父结婚，而东方教会的神父是容许结婚的。

　　对于罗马天主教会而言，独身制是来自于教会的神学传统和实践，独身被视作完全奉献给基督上帝爱的标记。从教会早期开始，便有不少的修士、修女和平信徒们自愿过独身的生活。许多神职人员认为，独身本身不应该被视作是限制，而是一种祝福。

　　根据第四世纪初西方教会研究圣职人员独身问题得出的一些结论，神职人员独身主要受以下一些因素所影响：受独身隐修会士的影响;受到诺斯底二元论对肉身消极态度的影响;当时教会认为神职人员在举行神圣的感恩祭前夕，最好不应有夫妻生活，同时，罗马地方教会愈来愈强调感恩祭要每天举行，结果导致神职人员事实上的独身生活;以及避免神职人员后代产生对教会财产纷争的问题。

　　时至今日，独身的问题不仅在教会外，就是在教会内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从最极端的视独身为一件不可冒犯的神圣使命，到另一个极端，认为它必须被废止，以及中间许多认为有种种不同的可能性。然而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会仍然决定保留该制度。

　　或许真正的问题是，教会该如何正确认识这类罪行?独身制本身不是这些神职人员犯下罪行的原因，真正的诱因，是他们心中的罪性。真正让人震惊和痛心的是，教会的领袖们在明知道这些罪行的同时，表现出来的掩盖和消极处理的做法。

　　根据记者们获得的法庭文件显示，早在1962年，就有一位神父目睹盖根牧师“领着一个男孩走进了卧室”，他立即向波士顿地区的主教报告，然而却换来“将被调往南美”的威胁。

　　罗马天主教会不得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随着越来越多丑闻的曝光，教会的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尽管近些年来罗马天主教会做了大量的补救措施，特别是新任教宗方济各自2013年上台以来，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然而今天西方天主教会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每况愈下，信徒日渐凋零，神职人员大幅减少，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2014年方济各教宗宣布设立特别法庭，以审判涉及性虐待的神职人员和涉嫌包庇掩盖的主教，这是罗马天主教两千年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举动。此前，在本笃十六世和约翰·保罗二世任教宗期间，梵蒂冈因性虐待事件解除850人的圣职，此外还处罚了2500余名神职人员，但从未有对主教设立类似的司法机制。

　　方济各教宗于2014年7月曾表示，天主教内如若发现任何主教包庇恋童神职人员免受法律制裁，都将会追究其责任。教宗在讲道中表示，“我同时也请求你们的原谅，作为教会领袖，我们忽视了受侵害者家属和受害者本人对主教滥用职权的报告，这是我们的罪过。”

　　2014年9月，教宗因巴拉戈亚(Paraguayan)主教罗赫略·里卡多·里韦尔斯·普莱诺(Rogelio Ricardo Livieres Plano)包庇性侵儿童的神父而撤销其职位。同年11月，梵蒂冈宣布将成立新小组，处理积压的控诉神父性侵儿童案件。

　　然而一些受神职人员虐待幸存的人群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改革措施仍持怀疑态度。受虐待幸存者网络的贝基·易安妮(Becky Ianni)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一问题从始至终都不缺乏调查的程序，然而问题的关键是梵蒂冈的官员们缺乏去调查他们腐败同事的勇气，现在这个问题依旧存在，这才是真正的可悲之处。”

　　“难道这里面我们就没有责任吗？”

　　电影最后，当所有人都在为《波士顿环球报》的记者们历经千辛万苦报道出事实的真相而鼓掌叫好时，调查小组的组长罗比淡淡地说了一句：所有人都在问，为什么这些事直到今天才被曝光?难道这里面我们就没有责任吗?

　　原来早在十几年前，就曾有律师将多名娈童神父免于起诉的材料寄给了报社，当时作为责任编辑的罗比却忽视了这些新闻线索。如果不是新来的主编坚持挖掘这条新闻线索，这些真相不知道还会在黑暗中被掩埋多久，还会有多少孩童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即便是在最初决定是否要做报道时，报社也曾有过犹豫。《波士顿环球报》的读者里有三分之一是天主教信徒，作为波士顿地区第一大宗教，天主教对当地政坛影响非常之大，肯尼迪家族就是波士顿最有名的天主教政治家族。在一些贫穷社区，教会的存在甚至超越了政府机构。面对教会的违法行为，执法部门要么从轻处罚，要么瞒而不报。连警察和法官都在给教会打掩护，处在这样的环境里，没有人敢去质疑教会，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罪恶保持着容忍和沉默。

　　影片中，一位警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警长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抓神父。”

　　代理过类似案件的律师，则劝说受害者签署保密协议，以获得教会赔偿金，并从中这抽取1/3作为己用。久而久之，这竟然成为一种带有牟利性质的潜规则。

　　甚至连法官，都在威胁合法公开资料的记者，“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记录，公布的话编辑部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后，受害者也沉默了。文件显示，80年代曾有一位母亲写到：我们全家都支持教会，希望去维护天主教义。即使在我七个孩子被侵犯的痛苦时刻......我们被要求保持缄默，我们两年前接受了教会的指示，可神父盖根继续在牧区工作，我们向主教求助，可他置若罔闻。”

　　正是大众对罪恶的沉默和纵容，使罪恶得以嚣张。一些人因为对教会权威的惧怕和自卑;另有一部分信徒，出于捍卫教会和领袖的圣名而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丑闻;而更有极端者甚至会不相信鼓起勇气揭露肮脏行径的人，反而认为受害者在污蔑他们眼中的“圣人”。

　　一名受害者说，之所以保持缄默是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光是教会的压力，还有来自朋友和教友的压力。这些给予压力的朋友和教友很可能是害怕上帝的圣名，由此被世人误解，受到玷污，从而觉得“家丑不可外扬”。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土壤中，腐败开始滋生，作恶被自上而下地包庇，所谓的权威名誉又被错误地尊崇维护。如果我们都选择对罪恶沉默，那么我们都可能会是下一个受害者。

　　电影中，罗比来到自己的母校高中，在调查涉及丑闻的曾经的学校牧师时，他遇到了一位为学校形象考虑，维护学校荣誉心切的校友的阻挠。罗比问他：“你在校的时候参加过运动队吗?”

　　“参加过橄榄球队，怎么了啊?”

　　“我参加过田径队。前两天我见了另一个参加曲棍球队的校友，他是受害者之一。他现在过得不错，有老婆孩子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但当我提起那位神父的名字的时候，他的整个人立刻就崩溃了，哭个不停。当时侵犯他的神父就是曲棍球队的教练。我想我们只是运气好而已吧…… 你懂我的意思吗?”

　　诚然，许多基督徒都知道，教会并不等于信仰本身，教会由一群罪人组成，自然会有许多问题，看人就跌倒了，要看神。我们不该为教会或其他人的错误而否认信仰本身，而正因为人的软弱和罪性，包括神父在内，所以我们才需要神。不过，这类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难以消除。

　　而电影《聚焦》及背后的真实故事，所带来的深刻教训，我们真的明白了吗?

　　(本文参考了《挖掘真相的勇气与毅力》陈念萱;《独身圣召在教会中的发展》潘国忠一文，原刊于《神思》第59期;《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和报纸》，来自微信公众号：假装在纽约;基督邮报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