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22日，当瑞秋·丹何兰德(Rachael Denhollander)走进美国加尔文大学著名的“一月讲座”现场，所有观众起立向她鼓掌。这是观众给予讲员唯一的一次全场致敬。

作为前体操运动员、现任反性侵事工的律师，瑞秋是第一位报警立案、公开揭露前美国体操队队医、密西根州立大学校医拉里·纳萨尔(Larry Nassar)的性侵受害者。因为她的发声和指证，2018年1月法庭审判时共有156名受纳萨尔性侵的女性勇敢地站出来，面对施害者宣读自己的声明。

根据警方的记录，有250多位受害人提出指控。据媒体报道，纳萨尔可能利用职务侵犯了上千人。最终密西根州立大学向332位受害者提供赔偿。纳萨尔因此被媒体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多产’的性侵犯”。(见本刊去年2月文章正视并承认自己罪行的真相有多难 ——看美国体操队医性侵上百人案》)

在“一月讲座”的现场，瑞秋的提问回荡在整个会场：“一个小女孩的价值是多少?”

瑞秋缓缓说道，如果自己的价值、身份不建立在一个超验不变的基石上，她无法胜过这个世界众多声音对自己的定义，包括法庭审判的裁决、公众的回应和家人朋友的反应。世人无法给她一个安心的答案，只有上帝可以。而且上帝对她说，“你是宝贵的，你是无价的，甚至值得我的独生子为你而死”。

联想到2月初被美国媒体曝光的美南浸信会内部掩盖性侵丑闻，以及两天前被香港媒体曝光的循道卫理联合会前会长及崇基神学院前院长卢龙光性骚扰丑闻，瑞秋的话可谓掷地有声。

拉里·纳萨尔

“每个人对我都很凶恶”

几个月前，瑞秋被邀请在哈佛大学的真理论坛(Veritas Forum)演讲时，分享自己幼年在教会就曾经被恋童癖者性侵。当作为受害者的她和家人发出声音，换来的反而是他们不得不忍受第一次失去教会的伤痛。

当时她只有8岁，被教会一个恋童癖者猥亵。幸好教会中几位受过心理学训练的会友指出一些迹象，好心提醒了她的父母。瑞秋的父母警惕地做了防护措施，并告知教会。但“教会并没有隔离施害者，反而把我们一家视为异类，认为我的父母在攻击教会的弟兄”。

不仅如此，之前与瑞秋一家来往密切的家庭、朋友，得知此事后都与他们远离。瑞秋说，年幼的她“一下子失去了原来熟悉、有安全感的人际网络”。那种深深的被背叛感和不安，又是8岁的她很难理解的。其实她自己也描述不清自己是怎样被侵害的，直等12岁后，她才有能力将事情对父母表述清楚。但到那时为止，她从大人的世界里得到的回应一直都是：如果你不能拿出受猥亵的证据来，就只能沉默。而且，她从这段痛苦中学到：如果你发声，你就会失去一切你曾经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包括信任的牧师和朋友圈。

几年后，当15岁的瑞秋进入密西根州立大学体操队开始训练时，她毫不知情，等待她的是队医纳萨尔。遇到瑞秋之前的9年里，纳萨尔已经成为一位刚硬、熟练的性侵惯犯。虽被举报过四次，但受害者们都被密西根州立大学告知，她们接受的医学治疗程序是常规性的。

瑞秋回忆：“我在他医治的过程中，感到很震惊、羞耻而且被羞辱。”但瑞秋从8岁时就被迫体会到的“沉默”原则，让她无法说出口，甚至让她质疑自己的判断是否有误。“我觉得一定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医生有问题，大人们一定会保护孩子的。如果大人都觉得他是好医生，那一定是我自己有问题。”

此后，多种复杂的痛苦情绪从她心中生出来，包括羞耻、愧疚、疑惑，和觉得被周围每一个成年人背叛的不安感。8岁时经历的创伤再次被揭开，继续留出脓液。等瑞秋自己意识到那位医生的确在性侵自己时，她已经接受了他一年之久的治疗。但瑞秋还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要怎样寻求公义?谁会听一个16岁的体操新人说些什么呢?又过了一年，瑞秋才将事情告诉父母，但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做。瑞秋说，“我只会是那样一个无名的声音，怎么可能胜过那个有全国声望的医生，以及那些支持他的机构和制度?”

19岁，瑞秋选修法律，然后一直等待、观察合适的时机，为自己当年的受害经历寻求公义的处理。她开始为社交媒体网站撰写倡导公义的文章。一位男读者很好奇，年轻的瑞秋怎么可以用如此深刻的分析、勇敢的语气，为弱势群体发言。他开始与瑞秋通信。当两人之间的电邮达到900多页以后，他们觉得要见面谈谈。当第一次见面后，他们就决定开始交往，直到结婚。瑞秋的丈夫目前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系统神学在读博士。

被纳萨尔侵害17年之后，瑞秋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一天，她看到一家小报纸上刊登了对美国体操协会掩盖两名教练(不是纳萨尔)性侵的报道。她告诉自己：“时候到了，这是唯一的时机，如果错过就不会再有机会了。”于是瑞秋写信给这家报纸，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希望媒体可以公开报道。同时她开始研究密西根州法律，发现自己的案例还在时效期内，可以报警立案。于是瑞秋整理自己的案例，咨询医学及法律人士，成为第一个将性侵惯犯报警立案的女性。

当文章见报后，正如她所料，“每个人对我都很凶恶”。一年半的调查，对瑞秋来说是地狱一般的经历。但警察调查结果很有效，纳萨尔被控持有上万张儿童淫秽图片，以及对9位女性性侵。然后就是一年前让全世界震惊的法庭审判，156位女性对着施害者的面，讲出她们的伤痛。直到今天，警察还在受理针对此人的案件，估计超过上千女性曾被他侵犯。

神学“成为将恶最小化的工具”？

1月22日，瑞秋在加尔文大学的讲演中提到：“我很难过地说，因为低劣的神学常常让牧者糟糕地对待受害者，甚至加以更深的伤害。这让教会成为性侵受害者最难得到帮助的地方。”

在题为《发声之时：论公义与饶恕》的讲演中，瑞秋说：“正是对公义和饶恕的错误理解，常让教会、机构和个人，在回应侵害时让施害者更有权力，而在辅导过程中给受害者带来更深的伤害。”

她提到，公义和饶恕不仅关乎我们怎样对待性侵，更与基督徒的信仰根基相关，是福音被正确传讲的两大基石。“它们是基督品格的基本方面，错误呈现或错误应用它们，等于错误地见证救主的品格。……如果公义和饶恕被错误表述或应用，不仅让受害者失去避难所和医治，而且成为将恶最小化(minimizing evil)的工具。”

瑞秋引用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懦弱’会问，这样做安全吗?‘方便’会问，这样有政治力度吗?‘虚荣’会问，这有影响力吗?但良心问的是，这样做事对的吗?”她说，总有一个时候，这样做既不安全、也没有政治力度，也没有影响力，但还是需要有人去做，因为那是对的事。

远早于她出现在指控纳萨尔的法庭上，瑞秋就作为律师投身于反性侵事工。“我很了解怎样的辅导是好的，我也知道当第二次伤害发生时的创伤有多大。”

2010年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发行的一部纪录片《背叛》(Betrayal : Abus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Nova Scotia)，讲述了1970-1980年代发生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的教会虐待丑闻。一个多子女的煤矿工人家庭，几个男孩都曾被同一位牧者性侵，彼此之间却互相不知道。当7岁的大卫(化名)告诉母亲时，当即被妈妈扇了一巴掌：“你不能这样诋毁上帝的仆人!”从那以后，大卫就很害怕告诉别人，或被别人发现他是受害者。那成了大卫的秘密。

直到他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他还多次想要自杀。40多岁的大卫告诉记者：“我想，如果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没想到，不久之后，大卫的哥哥自杀，留下遗言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被性侵的秘密了。大卫才意识到，自己若早一点说出这个秘密，哥哥可能就不会死。这让他愿意发声指证，但同时也让他失去了教会的支持。

为什么这些在时间上短暂的侵害(也有多次发生的侵害)，会带来缠绕一生的梦魇?为什么一个男孩童年被性侵的经历，让他到了四十岁时仍痛苦万分、哭泣着回忆?瑞秋在现场回应，性侵不同于其他侵害，它涉及对一个人身体私密部分的侵犯。性是人对自己产生尊严感、价值感和身份认同的一个核心部分。对基督徒来说，性是上帝为盟约中的婚姻关系所创造的，在一种自愿相爱、深度委身的原则下才会绽放出最美的色彩。当自身的纯洁与美好被践踏，受害者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羞耻感、厌恶和自恨。这种对心灵的伤害，令许多人一生都难以痊愈。

在讲座的问答环节，瑞秋被问到：“为什么受害者总要过很久才会发声?”的确，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大部分性侵事件都只能在多年之后才被暴露出来。一些受害者甚至在沉默、等待和寻求心灵医治过程中，已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年前，几位父母与瑞秋同在法庭作证，他们哭诉自己被纳萨尔性侵的女儿，并没有活到公义彰显的这一天。

瑞秋说，当受害者试图发声时，身边人的回应常常是冷漠、不屑和指责。教会里更多了一种回应，就是要求受害者先饶恕、放下。因此，很多受害者都会觉得，与性侵相比，事后各种复杂矛盾的情绪，以及亲友维护施害者的言行所带来的伤害更深、更痛、更长久。这些发声之后所经历的挫败，让大部分受害者最终放弃了继续发声。

受害者常自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要找上我?施害者常从熟人，尤其是热心参与教会活动的会友中选择下手对象。受害人的另一个特征是，他们往往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儿童、单身女性、单亲母亲、残疾人等。显然，施害者利用了教会内部不同阶层权力结构的不平衡。(受害者被性侵后的常见反应，见文末表1)

“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

为什么作为见证福音之公义和恩典的教会，竟然成了受害者难以获得帮助的地方?

从童年的遭遇开始，瑞秋经常听到周围她曾信任的成年人用“饶恕”的措辞试图淡化事情。他们常说，“事情并没有那么糟”;或说，“多大一点事!要放下，要走出来!”瑞秋说，教会里的人是最会讲这些话的。起初听到这些，瑞秋和她的父母都很气愤，因为这些说辞让恶行显得好像不再是恶的。

类似反应的共有模式是对性侵之恶的淡化。对教会而言，大量案例表明，与其说人们在乎受伤的女孩、男孩，不如说他们似乎更看重事工的存在和“不要因此毁了某某牧师的服事生涯”。

瑞秋看到，教会社群中弥漫着一种“保护主义”。为了某个机构的名声，领袖们不惜掩盖性侵。“教会、机构的制度培育出一种文化，让施害者兴旺、不惧怕、不被牵制，领袖不愿聆听，甚至利用人们彼此之间的友谊情感来牵制受害者发声、压制真相，根本谈不上制定让施害者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措施。带来的结果就是几百位女性只能站在法庭上，撕开自己私密的、多年疼痛的伤口给众人看，因为没有其他人愿意为她们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