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八月，浙江慈溪公安发布一则血淋淋的新闻，一个22岁的女孩在商场被一男子割喉身亡。随后，有消息披露，受害人和凶手曾是情侣，女孩是舞蹈老师，并曾在某短视频App上发过一段舞蹈视频。

随即，网上出现大量谴责受害人的评论，“女方出轨被抓所以才被前男友杀害”;“那女的开奔驰，刷了男友6万，就是爱慕虚荣”;“想当网红想火”;“卖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看了她这个视频，我对她的死内心毫无波动”……

这个女孩不是唯一被污名化的受害人，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也并非所谓网络暴民才有这样的思维逻辑。就连号称入选“中国百名公知”的媒体人章文，在被曝性侵之后的辩词也是指责受害女孩给他发过“令人想入非非”的艺术写真、“大学时就换过好几个男朋友”。当同为媒体人的蒋方舟、易小荷加入对他的指责后，章文继续前进，进而指责蒋方舟“一直单身，交了众多男朋友”、易小荷“离过婚，经常出现在酒局上”。借用网友的评论，其言下之意就是“你不自重，休怪我下流”。

当不公义占了上风

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成为人们谴责的对象，这种现象几乎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古希腊神话中，美杜莎以蛇发女妖的形象而臭名昭著，传说人只要直视她的眼睛就会变成石头。不过，美杜莎原本不过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一个普通而美丽的女祭司，海神波塞冬觊觎她的美貌将她强奸。怒气冲冲的雅典娜没有去找波塞冬理论，反而归咎于美杜莎长得太漂亮。于是，美杜莎受到雅典娜的咒诅，从美女变成了野兽。

美杜莎的故事向我们揭露了古希腊社会的价值取向。同时也让我们发现施虐者主导的文化，并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渐渐改变，除非施虐与受虐的关系被打破。

德国心理学家格鲁恩一直关注社会普遍存在的为施害者辩护的现象，在《同情心的丧失》一书中，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77岁的老人从电车上下来，发现一个男人正在和司机说话，挡了他的路。老人拔出手枪，从两三米的距离外朝这个男人开了四枪后走掉了。四周后，他在一家饭店被认出并逮捕，警察在他家里发现了一个武器库。他承认是自己开的枪，但辩解说他是在被对方惊吓后情绪激动才这么做的。

负责该案的女检察官认为，当时这个老人处于一种“不能辨别事实”的状况，所以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他“对侵略性的语言和行为有过激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在格鲁恩看来，女检察官对凶手展现令人费解的同情之时，真正的受害者却被遗忘了。当罪很赤裸地亮出自己既凶又丑的样子，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替罪穿上遮掩的外套。

下面的场景或许你更熟悉：孩子在学校受欺凌后回到家，父母一开口就质问：“这么多孩子，为啥他不欺负别人、就欺负你?!”或许你就是这样被父母管教长大的，以至于现在的你毫无感觉地把同样的话复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当更严重的事情发生，有人被性侵或强暴，我们很容易就会听到——“她怎么穿得那么少”“谁叫你行为不检点”“这么晚了，还一个人走”。自杀的台湾女孩林奕含在她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一语道破加害者如何利用谴责受害者的文化去控制和虐待受害者，小说中的性侵教师李国华发现“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罪恶感又会把她赶回他身边”。

当不公义之事随处可见，人们又无法离开或不愿离开这个环境时，通常会选择指摘受害者的问题，以便缓解心理压力、增强自身的安全感。谴责受害者和为施害者辩护，两者往往成双成对出现在公众面前，文人在历史上多从事这类帮闲的角色。例如，同为“中国百名公知”之一的鄢烈山跳出来为章文的性侵辩护，一方面继续强化蒋方舟的“荡妇”形象，另一方面称章文“不是韦小宝”，会“顾点颜面”。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入骨的认识，在他眼中，历史上中国人不过身处在两种时代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满纸写着无非“吃人”二字。这是典型的虐待文化，小到家庭、大到社群，人们在当中大体上有五种角色“施虐者、共谋者、促使者、受害者、被逐者”，想要生存、想要“幸福”，就要竭力避免落入后两种人的命运，竭力靠近吃人者的行列。

无聊的看客其实多数同样是受害者的角色，在固化的社会结构中基本没有可能完成阶层的跳跃成为促使者和共谋者，所以他们用最省力的方式，在言语上模仿虐待者舌尖带刺的样子来指责受害人，表明他们不是可欺的弱者，并向其他人释放这样的信号：我只能接受施虐者的虐待，你们这些同类可别想来沾便宜。

“你说的什么话！你是杀了人的”

黛安娜·史卡利(Diana·Scully)通过对强奸犯的研究写成了《理解性暴力》。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尽管有些受访的强奸犯坦言，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却“会用一大堆说辞来证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合理的。他们会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说她们道德败坏。他们还不断捏造虚假的犯罪情节，让他们显得没那么暴力”。其中有很多受访者认为，“如果这女的本身就很淫荡，而且搭了对方的便车，或者之前就和这个男的有过性行为，那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强奸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同样的心态反映在许多新闻事件引发的评论中。一个男子在学校门口砍杀小学生，一旦被说成“生活无着落，报复社会”，似乎恶行就变得值得同情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描写了一起谋杀女高利贷者的案件。主人公拉斯克里涅珂夫实施谋杀之前，在酒馆听到一个大学生和一个军官对这个女高利贷者的议论。大学生问道：“听着，我要问你一个重大的问题，……试想这一点：一方面是一个无意义、无价值、又愚蠢、又恶毒、又有病、又可恶的老太婆，不仅没用，反而实际对大家有害，她自己一点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活着，而且反正这一两天自己就要死的……另一方面却是年轻的新生的力量因为缺少帮助而被抛弃了，而且是成千上万的，到处都是!……成百的家庭都可以免于贫困、免于败坏、免于毁灭、免沾恶习、免进花柳病医院——而这一切都是用她的钱。杀死她，拿她的钱，借着这笔钱献身为人类服务，为全体谋利益。你认为怎样?难道成千的好事不能把一桩小罪抹去吗?”

在大学生看来，女高利贷者应该为自己被谋杀负全责，凶手不仅不应为此受罚，反而是功德一件。设想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中，你可以想象朋友圈对该案件的讨论如何从一开始对谋杀案的震惊和谴责迅速变成对受害者的人肉和攻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问题是，即便受害者恶迹斑斑，我们就能以此为自己的罪做辩护吗?拉斯克里涅珂夫杀人之后，为自己辩解道：“罪?什么罪?因为我杀了一个下贱的、害人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的!”他的妹妹绝望地对他说，“哥哥，哥哥，你说的什么话!你是杀了人的”。

今年是越南美莱村屠杀五十周年。据媒体报道，五十年前，美军在越南美莱村曾屠杀347至504位男女老幼及婴儿、轮奸妇女和割解尸体等。事件发生一年多以后，这起以歼灭越共为名的大屠杀案件被军中人士曝光。1971年3月，美国军事法庭以最少谋杀22位平民判威廉·凯利(William Calley)中尉终生监禁。令人惊讶的是，尽管证据确凿，威廉·凯利却得到美国民间的大力支持，人们像对待英雄一般称赞他，并要求总统赦免他。最终威廉·凯利从终生监禁改判为三年半刑期，而其他涉案官兵则全都无罪释放。

为什么人们对这样明显的屠杀行为无动于衷?凯利的战友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凯利没有必要忏悔道歉，他和其他士兵在越南时服从上级的命令执行，这是很光荣的任务”。当罪恶藉着组织化的形式运作，躲进体制里的各人，就可以用诸如“服从”之类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安抚着自己的罪疚感，以至于血流一地，却无人为此承担责任。

2009年，凯利在一次私人聚会中说道：“我生命中没有任何一天不为那天发生在美莱村的事情而悔恨自责，我愧对那些被杀的人、愧对他们的家人，也愧对卷入本案的美军士兵和他们的家人。我真的很抱歉。”有参与屠杀的老兵说，当他年岁渐长，关于美莱村的记忆反而越强，睡觉时常被惊醒，梦中都会看到受害者的脸。这就是拒绝认罪、逃避为自己的罪负责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