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尔森发现，正是因为缺乏罪咎感，人才犯下可怕的罪行。阴暗恐怖的欲望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要回避内心的阴暗，我们只能否认事实(我并没有那样做过);或是将我们的行为合理化(我也不比另外的人更差);当然还可以消灭良心的声音(由于经常性地行恶，我们已变得习惯成自然);再有就是将自己当作上帝，宣称自己清白无辜。”

面对罪恶，人们为何沉默？

委身的基督信仰和严谨的心理学训练，帮助派克医生对人性之恶有深刻的洞见。他在《谎言之徒》一书中谈到自己对水门事件的解读，当时他被任命为一个调查组的主席，负责调查越战中五角大楼一起军事丑闻当事人的心理因素。

“当证据呈现在眼前时，一般人往往能够忍受自恋受损带来的痛苦，承认自己确实需要改变。但一个组织的自恋程度往往超乎一般正常的范围，即使眼前出现真凭实据，仍然不会自我调整，反而设法摧毁证据。当时的美国正是如此。”派克医生随后对“邪恶”下了一个最简单的定义：为了维护个人的病态自我，而不择手段运用权势毁灭他人。

尼克松政府其实知道自己做了恶事，否则他们不必撒谎掩盖，他清楚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非掩人耳目不可的地步。邪恶维护自己病态的自我，靠的就是谎言。欺骗是邪恶的根源和显现，谎言总是伴随着邪恶。

派克的反思没有停步，他没有允许自己把责任全部推在领袖身上。他继续写道，“人们允许自己轻易且公然地被骗，无异于参与了尼克松的恶行。欺骗及掌权多年的尼克松政府，直接助长了虚伪与操纵的氛围”，隐含的邪恶令人浑然未觉，直至铸成大错。

大多数人在群体中宁可将自己的决策权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交出去，在派克医生眼中，他们智力退化，好像一群依赖父母的幼儿一样，完全依赖领袖做出判断。这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出风头、不贪恋权力，而是懒惰在作祟。追随者的责任更小，压力更小，他们躲在台下，眼见谎言弥漫、罪恶横行，也不愿意付上代价。

电影里并没有总统尼克松的正面镜头，但整部影片隐约出现的总统画面，都意味着总统在操控大局，掩盖事实，压制反对的声浪。影片中，总统竟将揭露真相与背叛国家划等号，这等于是说“我即是国家”。拥有权力的伪善之人，竭尽全力维护道德完美的假面具。派克医生说：“伪装的善是最可怕的恶，其邪恶就像隐藏在美丽花丛中的响尾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最大的恶隐藏在宗教里。不敢面对真实的自我，人就会选择谎言，选择谎言就意味着失去真我，出卖自己的灵魂。揭穿谎言，就是向恶势力亮剑。

一个腐败的团体可能表现出最邪恶的行为，凶狠地报复揭露他们真相的人。这个团体可能是当时的美国，也可能是一间把真理贴在墙上、把爱挂在嘴上的教会。而“无论一个牧者多么富有爱心和睿智，他都不可避免地要与黑暗的恶势力争战”，派克医生并不回避今天在教会里正发生着比水门事件中的恶“更狡猾、更尖锐”的恶行。

“耶稣不需要我们保护，需要我们顺服”

日前发生的前美国奥运体操队队医拉里多年利用职务之便性侵156人的丑闻即是一例。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的瑞秋，接受了《今日基督教》的采访。

她说，作为一个被性侵的受害者，她在教会中所经历到的并不是理解、支持与同情，而是孤独、隔绝和再度伤害。“多数人会告诉我‘神让万事相互效力’、‘神在掌权’，这些都对，但当我们误用经文时，我们便模糊了罪恶的可怕……倘若我们佯装黑暗并没有那么黑，那么我们也将无法体认到光明之美丽。……教会中许多人认为如果受害者可以好好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选择去饶恕，便可以克服那些因性侵而产生的痛苦感受。但这并不是真的，也不是出自圣经的教导。”

瑞秋认为，追求廉价的宽恕，即是放弃了对正义的追寻，容忍恶的肆虐。瑞秋强调，福音不单单只是饶恕，福音还包含了真正的悔改，这意味着“施害者真实地为自己所犯的过错而悔改，并试着去修复所造成的伤害。”

瑞秋在采访中以发生在美国教会中的性丑闻为例，提出许多基督教群体在面对教会里面的罪恶时，为了避免“基督福音的名誉”受亏损而选择沉默。可是，“基督的福音并不需要我们保护，……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去保护耶稣，而是去顺服耶稣，顺服意味着去追求公义、为受压迫与受害者挺身而出”，用真理指认邪恶、指出用谎言掩盖的错误。“顺服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为受害者挺身而出可能意味着去对抗你所处的群体，但这是应该的，如果我们还没有为此付上代价，那么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

在该起性侵案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媒体是《印第安纳波利斯星报》，该报在2016年8月率先揭露了体操队性丑闻的真相。最终媒体与法律联手，让罪恶无所遁形、公义彰显。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总统因为水门事件黯然下台。当天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报纸印刷铅板，至今仍高高悬挂在报社的办公室，提醒世人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并将继续见证，真相与谎言在人心里的争战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