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初，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一片热土，吸引了许多年轻人，其中就包括一位眉清目秀的河南女孩儿，王艳霞。

1993年，王艳霞毕业于河南大学英文系。从小到大，她的求学之旅一路顺遂，但她却觉得自己“骨子里不安分，不愿意过那种一眼望到老的日子……”到深圳这些年，她进过外企，做过电台的采编、主持人，后来又参与当地商会的运作。

2006年，她转而投入社区文化领域。一项毫不起眼的文物保护和修缮的工作，因此排上了她的工作日程表。这件文物，就藏在龙华区(当时属宝安区)浪口村那些栉比鳞节的租给外来户的握手楼之间——一栋百年前的二层建筑，墙体已经斑驳不堪，周围杂草丛生，经年乏人问津。依稀能见当年风采的，是前院高高耸立的西式门楼。走近了仔细辨认，石匾上凹陷下去的字迹写着——虔贞学校。2007年，这里被列为宝安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时的王艳霞并不觉得这栋二十年前已停止使用的危楼，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五年之后，她却觉得研究这栋危楼背后的故事，比起在她手上那些获得社会和学界认可的，拿了国家级奖项的项目更具深意，不止是文化涵义，“好像开启了我生命中一些特别蒙昧的部分”，她说。

从口口相传中逼近真相

虔贞学校。时光倒回130年前，此地正处深圳西南部丘陵地带，属于典型的交通与文化双重闭塞的客家村落。他们的祖先300多年前从福建迁徙而来，始终保持着客家人特有的生活习惯。那么，这西式风格的门楼和工艺精致的百叶窗，就令王艳霞有了第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人来到偏僻的乡村，建了栋与周围文化风格迥异的房子作为学校?

疑惑之际，同在深圳做文化工作的一位地方史志研究者唐冬眉找到了她。唐冬眉自小生长在基督教家庭，虽然当时并不是基督徒，但作为历史学者，她很快敏感到虔贞学校过去的教会背景，令这个项目不仅仅是文物的保护修缮。遥想清末民初那个兵荒马乱、风波诡谲的年代，一所西方教会学校是怎样被以文化保守著称的客家村民接纳并共生一个世纪之久呢?

带着满心的好奇，两位女士开始把探寻虔贞的故事当作自己的工作重心。她们首先花了很长的时间走访曾住在浪口村的村民，尤其是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就读于虔贞的老校友们。

从这些客家老人的口述中，她们了解到虔贞学校是1891年从香港西营盘迁到浪口村的，最初是一所女校，后来应村民要求，便开放给所有适龄孩童入学。虔贞在本地人心中，已经不只是有着优质教学成果的小学校，而早已成为本地文化生活的重要精神资源，是他们的骄傲。谁能想象一个零落的小山村，一群世代秉持重男轻女传统的客家人，却早在百年前就实行男女同校，采用非常现代化的素质教育模式，并且走出了好几位黄埔军校的高材生?

同时，她们也有另一个重要发现。原来浪口村是一个福音村，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家庭都是基督徒，当年在校教书的女传教士的事迹至今仍在村民中口口相传着。比如其中有一位高高瘦瘦来自瑞士的吉姑娘，几乎每位老人都提到她如何资助贫苦学生，如何收养一对双胞胎弃婴，如何在抗日战争时期敞开教会作为避难所，并且利用瑞士中立国的国旗来保护村民免受轰炸。

长时间的走访，令王艳霞和唐冬眉心中无迹可寻的虔贞渐渐有了可以想象的模糊面孔——学习唱英文歌的羞涩女孩儿，像天使一样的外国女传教士，调皮的男孩儿在圣诞节拿到了糖果奖励……而这些模糊的想象更挑起她们追问的动力：究竟这群传教士的背后是谁?为什么他们肯有情有义地陪伴这群边缘化生存的客家人，直到他们不得不离开?她们需要更多的史料记载来填补口述当中被遗漏的情节。

找回生命中那条断流的大河

2009年，唐冬眉和王艳霞结束一连串的口述史采访，正式开始《虔贞女校》一书的撰写工作。这时她们已经从台湾、香港各地的史料中锁定了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直活跃在广东客家地区的基督教巴色差会。既然虔贞女校是由这个来自瑞士的差会所派遣的传教士建立的，那么在他们位于瑞士巴塞尔城的档案馆里会不会存有这个中国客家山村小学的历史资料?

当她们最终长途跋涉来到瑞士，用客家话“浪口”的发音“LONGHEU”在巴塞尔的差会档案馆里搜索，竟然搜到一百四十条图文资料!两个人的惊喜溢于言表。这里不仅有当时虔贞学校师生的照片、学校使用的教材样本，女孩子们稚嫩的手工作品，还有传教士编撰的客家话-德文辞典，传教士们向差会述职的信件，等等……

“这些东西在我面前呈现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一下子时空穿越，我来到了上个世纪的浪口村……”王艳霞一直记得当时的感受。而对于唐冬眉来说，她内心的激荡又不仅仅只是这些。

“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很吃惊，我感觉有一条大河本来在中国流淌着，却突然断流找不到踪迹，人们只是在传说中知道它曾存在……没想到过了一百年，在异国他乡的档案馆，这条河流重新又汹涌澎湃地流出来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奇妙的结合呢?竟然把中国乡村的历史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我对艳霞说，哎呀，难道是上天派我们到这里来发现这段已经尘封的历史吗?”

而唐冬眉更发现自己生命中那条断流的暗河。20世纪50年代后期，唐冬眉生于北京，祖籍江苏徐州，她的奶奶和母亲都是在徐州西关基督教堂由外国牧师施洗的，后来父母相亲也是在那座教堂。

那个年代，唐冬眉印象中，父母在家是绝口不提信仰的。直到有天自己读到《圣经》后她才发现，原来从小到大她听的许多故事和教导都是从《圣经》来的。比如，家中小弟顽皮被兄妹排斥，父母却怜爱他，每当家人不满，父亲总会说，小弟就是一只迷途的羊羔，牧羊人都会放下九十九只羊去寻找那一只丢失的羊羔。再比如母亲教导孩子为人处事要以忍耐相爱，她会说，当你被人打了左脸，你再让他打你的右脸。

父母在随后岁月里的遭遇也在意料之中。父亲先是不愿意做假证，因拒绝揭发和批斗“反革命集团首脑”被扣上右派帽子，发配大西北;文革时期又因拒绝在家中挂毛像，慷慨说出“我这个家庭不信偶像”，因此被红卫兵揪斗游街抄家关牛棚，九死一生。

少女时代的唐冬眉“像看文字极美的散文一样看《圣经》”，喜欢看耶稣让盲人开眼见到光明，让跛子自由行走，让死者复生，也喜欢看摩西带犹太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2000年后有机会跟随朋友一起去教会，开始系统地学习圣经，但内心一些困惑依然残存。

直到这次在瑞士停留一个月期间，她们二人每天的任务就是在档案馆里埋头苦干。每发现一个熟悉的名字或面孔都会引来又一阵感慨莫名，这让唐冬眉和王艳霞觉得那些存在于记忆中的人物好像又重新活过来，而唐冬眉自己的生命中也仿佛有某个部分被打捞起来，重新擦亮。

吉姑娘：我无法离开，也不能离开

比如之前在浪口老人们心中如天使般的瑞士籍教师吉姑娘，档案馆保存着非常详尽的资料，与老人们口中提及的历史一一佐证。吉姑娘的笑容，宛如展现在她们面前。

吉姑娘本名Hanna Gmuender，是巴色差会委派到中国的瑞士籍教师，她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吉惠民。

1892年，吉惠民出生于瑞士一个风景秀丽的乡村，在七个孩子中她排行第四。在巴塞尔档案馆中保存着她在不同时期的学习成绩表，可以看到从1906年读中学开始，到1916年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她一直成绩优异。

毕业后，吉惠民旋即申请了巴色差会的宣教项目，并用了两年时间潜心学习中文和基督教传播。1919年，她被正式确定为传教教师。此后，她便忠心在中国广东梅县、五华县，宝安县的教会女子学校做了29年教师。根据档案馆保存的吉惠民和差会的往来信件记载，这29年间，她只有两次回国休假。第一次是离开瑞士七年之后，第二次是1935年，她因为长期肾结石不得不回国治疗。

1936年，治疗结束后的吉惠民再次返回中国，此时等待她的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灾难——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8月14日拂晓，日军第十八师团经珠江，在宝安大亚湾登陆，宝安沦陷。日军不分军事或民用设施一律轰炸，多处教堂和学校被毁，也有传教士和本地华人教师死于轰炸之中，人人如惊弓之鸟。1940年8月15日，吉惠民在香港写信给一个居住在瑞士的LD先生，在信中她描述了战争中的宝安状况：

“我有六星期没有收到外界的来信了，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到处都有生命的危险。逃难时到处遇见中弹死去的农民，我帮助村民们埋葬了这些尸体。李朗村有很多受伤的人，需要我的照顾，除了日本人的轰炸之外，还有土匪趁乱来抢粮食和财物。

我现在经常处在很疲倦很劳累的状态，希望能有一个短暂的休假，让我的身体得以复原。但浪口和李朗许多人需要帮助，村民都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希望得到我的保护。作为目前这一教区唯一的欧洲人，我成了那些村民们所信赖的人，我无法离开这里，也不能离开。这封信写完后，我将回到浪口村。”(此信资料来自巴塞尔使命21档案馆，德文翻译方敏慧。)

吉惠民在几年抗战中竭尽所能地安慰和帮助流离失所的村民、被打散的受伤士兵，甚至受伤的土匪。当日军飞机轰炸宝安县时，浪口村民蜂拥到教堂。吉姑娘打开大门庇护他们，并且升起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以中立国的姿态来保护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有外国传教士不得不回国。9月2日，吉惠民离开了生活近30年的中国乡村，返回瑞士，在巴色差会继续工作直至退休。1981年1月9日，吉惠民在瑞士小镇Emmaus的一家老人院因病去世，享年89岁。她终身未婚，浪口人唤她作吉姑娘。

他们的信仰和温暖陪伴着村民

深圳市龙华区浪口一路，从村口的一排楼房横穿过去便能见到稍稍开阔的小广场，斜对面赫然矗立的是浪口基督教福音堂，它旁边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和小小院落便是当年的虔贞旧址，去年六月在大浪街道办的主持下修缮建成开馆，取名虔贞女校艺展馆。

展馆包括主楼和副楼两部分，主楼就是过去学校的教室，一层展室简介虔贞建校前后的历史渊源，以及当年的课程设置、教材样本，二层展室介绍广东客家村落的构造。展馆目前每周有固定时间为附近的孩子们开设各类免费艺术课程，这也是王艳霞当初筹办展馆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能恢复虔贞百年前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