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杨文生，是今年1月通过台湾“纯洁热情”的事工负责人叶南君姊妹，当时他还刚注册微信，不会使用，而一个多月后的3月11日，54岁的杨文生已很熟练地将微信作为服事平台，一天之内服事了五位身陷同性恋困境中的人。当晚上11点左右结束语音采访时，还有一位有同样困扰的弟兄在等着与他沟通。

　　“每天好像有很多事很多人需要倾听、陪伴和祷告，但又好像有用不完的力量，内心充满了喜乐”，他说。其实，每次通话他刚一开口，我首先听到的都是满满的喜乐，如盐调和过一般。

　　五岁开始变得“异常”

　　1962年，杨文生出生在台湾，排在四个哥哥和一个大他12岁的姐姐之后，是家里的老幺。这个男孩自打蹒跚学步开始，就常常被来自周围表嫂和表姐们的捉弄声裹挟。“她们都说我长得像女生，或希望我生成女生。”这样的评价让他一度充满困惑，继而开始生气。

　　但杨文生越生气，她们反而觉得越有趣，就更频繁地捉弄他，这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以至到国小，被一名女老师再度以此说法戏笑他时，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我气愤的情绪达到了最高峰，曾怀恨她很多年。”杨文生说。这样的幼时生活体验使他的自我形象认知变得很糟糕。

　　5岁，是杨文生记忆里最黑暗的一年。那一年，他被自己一位当时19岁的男性亲戚带进公共浴室洗澡被性侵犯，这幅画面成为杨文生日后回忆最深刻的转折点，他还清楚记得之后自己一边流泪，一边冲回家躲起来痛苦的无助情形。

　　这次事件之后，杨文生开始变得“异常”。“我想偷窥男人的性器官，”他的内心开始产生一片阴暗区，到了学龄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整天幻想。这些心中暗藏的事及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细节，都在他的记忆里深深印下痕迹，挥之不去。

　　随着年龄渐长，这种状况日益加剧。进入青春期，更是天天有严重的“性渴望”和性冲动，杨文生发现，自己性幻想的对象都是那位亲戚，“只要有一个人的身体有一点和他性征类似，就会勾起我的想象。”

　　小学到中学，杨文生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但运动是他的软肋。当时，成绩第二名的学校运动健将一直以“护花使者”的身份在他左右，常常在上课时凑过去跟杨文生坐同一把椅子与他亲昵，他从没有一点抗拒。后来，这个男生还要杨文生扮演女孩角色。

　　他还记得，中学时期，还有个瘦小的男生悄悄在前排座位诱惑他，再后来这个男生竟然在下课时当着许多同学的面，将一本黄色杂志丢到杨文生的座位上，这次他一下子羞红了脸，虽然几秒钟就把杂志扔开，但上面两张裸体的彩色照片，竟深深烙在脑海里，日后很久都困扰着他的人生。

　　这些幼时经历逐渐造成了杨文生的关系障碍、性启蒙错乱和情感缺失，可彼时的他处在保守封闭的文化氛围中不自知，甚至以为周围男生都和自己一样。

　　“你既然造男又造女，为何造我这种人？”

　　进入大学，生活相对自由，杨文生的父亲叮嘱他不要太早谈女朋友，可是他自己发现面对座位四周各种女同学，“我超不喜欢她们。”

　　这时候的杨文生已拥有比较强的理性，他确定了自己是个不爱女人的“另一种男人”，也开始正视自己只喜欢某类男人的感觉。大一时，有一次他被同学邀请参加基督徒组成的大学团契，当时恰好听到关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讲道，就直接向造物主“嘶吼、呐喊和争论”，他质问神说：“你既然造男又造女，让男女可以自然结合成为夫妻并生儿育女，那你为什么要造我这样一种无法跟女人结婚的男人?”伴随着质问的，是内心里一直存在的挣扎，他渴望自己跟大多数同学一样，能接受异性，而不要做异类。

　　此后，杨文生没有再去团契，而是真正步入了“玻璃圈”(当时对同性恋圈子的称谓)，开始浪荡。“既然是上帝把我害成这样，我什么都不要管了，我要进入同性恋圈，找同好一起过快乐生活。”

　　从大一开始的大约十年里，杨文生密集而又加速度地流连于同志圈。其间发生了诸多刻骨铭心或伤痛欲绝的事件。其中有件事尤其令他难忘。当初，刚决定进入同性恋圈子时，他不知道同志酒吧(gay bar)在什么地方，恰好在此时碰到了一位“梦中情人”，那个男人长得“几乎跟我日思夜想的最佳人选一模一样。”杨文生回忆说，双方一拍即合。

　　在此过程中，杨文生知道这个男人已婚，“他说找男人是因为女人不好玩”。他趁机让对方带自己去同性恋酒吧增长见识。回忆起和那个男人在一起的时光，杨文生觉得自己当时就像坠入爱河的甜蜜仙境，心甘情愿满足对方，好像也完全满足了自己，“我爱上了他。”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两人到了同性恋酒吧坐下后，杨文生为之迷醉的男人竟主动靠近其他娘娘腔体态的同性恋男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他的举动严重伤害了我，原以为要为之献身的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杨文生说，这个男人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他对自我形象认知的再度颠覆，“对方喜欢娘娘腔，不正说明我在他眼中也是这样的人吗?”这令他开始讨厌自己的形象。

　　另外，同性恋圈子里充满的，是许多人表面装作事业有成，活得很快乐的样子，却常常以脚踏两条船为荣，日日花天酒地。眼前的这一切使杨文生常常自问：“我们都自称同性恋者，为什么又各不相同呢?”这让他更惶惑不解。

　　“我在努力寻找真爱，一心想明白事实的真相，还想搞懂真理到底是什么，但多年下来，我被头破血流，身心俱疲。”这是杨文生对那段同性恋社交圈子岁月的总结。

　　“我要医治你！”

　　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期，杨文生在一家男士精品店工作。29岁那年，有一个彼时“非常讨人厌”的人出现了，他是台北一间教会的牧师曾英钦。

　　从讨厌到感恩的过程，亦是这位昔日同性恋从生不如死的绝望困境，步入自由释放的过程，而其中的领路人正是这位牧师。

　　那一年有几个月，杨文生每周都会见到曾英钦，他会绕着精品店卖场走一圈，却不消费，却总是在要踏出店门口之前，走到杨文生面前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要信耶稣!”“我当时觉得这样的举动实在让人讨厌和被冒犯，”杨文生回忆说。

　　“然而，好戏在后头。”杨文生笑着回忆说，没多久，自己所在的精品店遭到一群恶少抢劫，他还因此受了伤。随后，他的老板朋友和其他员工带他一起到台北行天宫，说要虔诚拜一拜好去掉霉运。可是，到了那里他心情变得很糟糕，不愿随众人进庙堂跪拜，反而一个人留在外面吹凉风生闷气。他在想：“抢劫事件发生前我明明给老板提议要有防范措施，他自己不采纳，事发后却要到这里补拜有用吗?”就这样，回去后他就辞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