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大学中的许多课程仍然非常陈腐，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和学术可言，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照本宣科，只是读读自己所写的蹩脚的教科书而已。因此，我自己很少上课，看看课本和笔记，能够应付考试就好了，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学校的图书馆中读书自学，主要集中在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法律领域。那时，我开始在图书馆里接触奥地利经济学派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1883-1950年)与哈耶克(F.A.Hayek，1899-1992年)的自由经济理论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想。阅读熊彼特所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书，使我认识到，在自己所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之外，还有另外的截然不同的对社会的解读。而且，熊彼特所谈及的“创新”理论，使我在马克思所强调的“剩余价值”理论之外发现一个崭新的视角。“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套僵死的制度，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熊彼特也阐述了“社会主义”的优势，但他所言的“社会主义”并不是那种以暴力夺权、一党专政为核心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而是议会式的民主社会主义。当然，熊彼特也有幼稚之处，他认为中央当局能够得到足够的情报，从而能够确定各生产部门的正确产量。但这只是一种事实上并不能成立，也永远在历史上未曾成立过的假设。后来哈耶克明确地分析了这种假设的狂妄性和虚幻性。

因此，当时给我最大震撼的还是哈耶克的名著《通向奴役之路》。这本书当时是禁书，属于内部参考之列。在这本书中，哈耶克深刻地剖析了以国民政府为中心的中央计划经济是如何导致全面专制，通向奴役之路的。在计划经济中，国家所扮演的是救世主弥赛亚的角色，试图通过计划和政策来对社会进行全面的系统的调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达成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国民政府也不过是由有限的人组成，哪怕是所谓的专家和精英，他们对于控制人心的变化、市场的起伏和资源的流通，也是一筹莫展。这些主张中央集权、精英治国的人，最初掌握权力的时候也许是提刀而立，踌躇满志，但最终则是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从理想主义者蜕化、堕落为人人喊打的独夫民贼。因为他们本身所从事的本来就是他们无法达成的事，他们忽略了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国民政府的任务并不是积极地“造福于民”，主动地为人民创造幸福，而是保证公民基本的权利和自由，使公民能够自由地追求幸福。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全能政府模式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是二十世纪人类的集体性癔病，当人民真正醒来时，就会经历巨大的幻灭感。所以，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中期，就预言了共产主义极权体系的崩溃。

今天，在中国年轻一代崇尚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中，哈耶克保守性的自由主义思想成为他们政治理想的柱石。可惜，很少人意识到这种自由主义思想是在基督教文化的根基上培育出来的花朵。若是没有对至高上帝的敬畏之心，若是没有上帝所启示的律法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若是没有以个人重生为根基的道德素养，各种各样的所谓的自由主义不过是罪人的自由放纵而已。哈耶克一再强调，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若是没有道德上的诚信，就无法确保市场经济的良性有序竞争。当然，哈耶克并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明确地指出，真正的道德只有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

上帝在他奇妙的护理中，使我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就洞悉了人本主义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的愚拙。后来，我信主之后，在钻研基督教神学的时候，深受改革宗神学家范泰尔前提论护教学与其学生路斯德尼所提倡的神律论伦理的影响，而路斯德尼在社会、经济和法律领域中所推崇的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哈耶克则是其中的魁首，这更使我惊叹上帝护理的奇妙。

另外，迄今仍然给我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就是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所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现代中国人所熟悉的另外一位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始终强调的是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本积累是通过充满血腥的掠夺达成的。然而在韦伯的书中，则揭示了基督教清教徒伦理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决定性影响。清教徒强调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强调上帝的呼召，强调个人的责任，所以他们工作起来充满使命感和责任心。如今很多所谓的改革宗人士却怀疑传统的预定论，即使承认预定论的人也是仅仅把这一伟大的教义局限在宗教教义的范围内，不晓得也不传讲预定论对人生和社会的巨大影响，只是内部相互吞咬，对社会问题却消极躲避，视而不见。这种所谓的敬虔并不是主耶稣基督所提倡的积极在世上作光作盐，道化世界的敬虔(太5:13-16)，与当初清教徒所追求的理想更是背道而驰。仅仅把基督教教义局限于个人灵魂的得救，局限于个人平安的感觉，而不是放眼于文化的再生、道德的更新、民族的重塑和社会的重建，这是当今基督教在中国的悲哀!

清教徒把工作视为上帝的呼召，视为人的天职，所以在工作中积极探索，追求卓越。他们把自己视为上帝的管家，所以克勤克俭，从不浪费，这才有资本的积累。而且，他们把大量的利润用于各种慈善项目和教育事业，为穷人提供身体和灵魂方面的帮助，使得社会虽然也有贫富悬殊，但却没有像中国那样穷人对富人的强烈的仇视之心。目前中国或是只讲经济，不讲道德;或是刻意搞一些空洞的道德宣传和表演，所导致的就是“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等丑陋风气的盛行，严重地破坏了商品经济正常发展所需要的道德与人文环境。这种短视的作法既不会促成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不会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韦伯的这本书深深地打开了我的视野，使我认识到基督教清教徒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也增强了我对基督教的好感和好奇。后来，在归信主耶稣之后，上帝引导我注重以上帝律法为标准的基督教伦理学，我所喜欢阅读的也是清教徒的书籍，他们所倡导的“纯正的教义，敬虔的生活”也成为我的座右铭。上帝的恩典真是奇妙，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我们，一步一步地预备我们了。

当然，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思考、探讨信仰的问题，所以大学时期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了阅读哲学和宗教典籍上。那时我也曾阅读过圣经，中文英文都阅读过，当时只是觉得是一本很好的宗教经典，并没有真正的看见，更没有悔改的意识。1986年开始接触属于西方新时代主义运动中坚之一的“奎师那知觉运动”(Krishina Consciousness Movement)，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印度教修习，学习印度吠檀多“即一即异”哲学，并参与其经典的中文翻译，直到1996年归信基督为止。我所研习的这种印度教，提倡的是苦行，甚至夫妻之间的性生活，若不是明确地为了生育的缘故，就当禁止不行。还有其他很多烦琐的戒律。因此，我自己也有在“律法主义”中灵修的背景，深深晓得罪人并不能完全遵行戒律，哪怕是立志这样行，也无法完全行出来。我长期担任国外来的顶尖的瑜伽大师和修士的翻译和助手，亲眼见到那些声称自己达到至善之境的人，虽然别人把他们当作大师顶礼膜拜，但仍然不过是有限且有罪的人而已。其中有一位瑜伽大师自称大彻大悟，弟子都对他顶礼膜拜。他的一位中国门徒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但他却仍然不晓得，因为这位门徒送给他的礼物多，就再三地赞赏这位门徒。后来，这位门徒精神崩溃(其实是邪灵附身)，向他打电话求助。他自己虽在北京，竟然让其他门徒谎称他不在!所以，信主之后，对于圣经中所启示的因信称义的真道——“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3:28)，也是牢牢地“看定了”，感到特别的宝贵。

1989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中国学界对八/九学运给中国文化与思想造成的冲击到现在还缺乏充分的认识。学运的悲惨结局并不仅仅是某些学生、某个国家领导人、某个政党的错误，毒根在于我们几千年来崇尚集团暴力、蔑视个人生命的异教文化。对于我自己而言，八/九学运使我更加深思个人的信仰和中国的命运。那时，我正在北京上学，血气方刚，积极投入和平的游行示威，至今头上仍然留有警察非法毒打的标记。六/四前后的血腥使我心中积聚了大量的苦毒，后来我母亲告诉我，六/四之后我的眼神都改变了，有一种可怕的成分在内。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目睹各样人性的败坏，暴力的血腥，使我在政治上突破性地清醒过来。信主之后，遇到一位曾经参加学运后来信主的挚友，谈及他的体会，他说，假如他不是因着主的恩典悔改信主，就很有可能也成了“恐怖分子”!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经常爆发大规模的暴力革命，发生残酷的政治性报复事件，就是因为缺乏来自上帝的大爱，没有上帝公义的律法为至高的标准，没有恩惠的福音劝人认罪悔改，彼此和好，所剩下的选择就是以暴易暴，以恶胜恶，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世上的政治运动并不是完全按所谓的合乎理性的逻辑进行的，那时虽然不知道圣经上所说的属灵的黑暗权势的存在，但确实深深感受到圣经上所说的“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的凄惨处境(赛60:2)。经过当局审查，我在学运中并没有过分的举止，平常又有诚实好学之名，所以在老师的保护下，还是顺利毕业，回老家山东参加工作。

纵观近现代中国之历史，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戊戌变法，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清朝末年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共产党的暴力革命，毛泽东的文化革命，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百年中国启蒙与救亡的旋律中，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权威”与“标准”的问题。不管是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花花猫，捉住老鼠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所试图解决的都是一个权威与标准的问题。政治不是我个人的呼召，但政治和社会问题始终是我的一个关注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直是中国士林传统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传讲上帝公义的律法、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才是中华民族摆脱暴政与贫穷梦魇的真正出路。古老的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德”(“民主”，democracy)先生，需要“赛”(“科学”science)先生，更需要基督教所宣示的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让你们得自由”(约8:32)。

1989年到1991年，我在山东老家一个外贸公司上班。在这期间，主要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我父亲因为我在六、四期间的经历而坐卧不宁，受到惊吓，得了癌症，于1991年5月去世，这是最让我伤痛的。当时传出来的消息是我已经死了，而我是父亲独一的儿子，极得他的疼爱，又花费无数的心血供我上大学，可以说我是他整个生命的盼望和支柱，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我父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曾经当过国民党的兵，也曾经在共产党的海军服役，还担任过共产党政府的乡村干部，并在三反五反中被冤枉，受批斗，后来虽然平反昭雪，却因失望而对生活失去了积极进取的盼望和勇气，从此便一蹶不振，抽烟、喝酒，穷困潦倒。但他很爱我，一直无条件地支持我在困苦的条件下完成学业。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传福音给他，相信上帝在最终审判的时候必然给每个人公平的答复。另一件事情就是认识我的爱妻朱素云(信主后，我给她一个新名字“朱恩典”，她确实是上帝惠赐我的恩典。)我当时是一无所有，她爱慕我好学，就接受我的求婚。在老家那些孤寂的日子里，她带给我诸多的慰藉和鼓励。我们在1991年10月结婚，迄今算来已经是十多年的夫妻了。我在不认识主的时候，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给她带去很多苦楚。信主之前，我们的婚姻渐趋死亡。信主之后，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的婚姻得以逐渐重建，如今我们一同服事上帝，享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情，共同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上帝不仅使我自己从过犯罪恶的死亡中死里复活，也使我们的婚姻死里复活，并且我家三个姐姐和一个妹妹全家也都在我信主之后，先后蒙恩信主，上帝的恩典是何等地浩大啊!

1991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读研究生，专业是法律哲学，方向是比较法，导师是我一直比较景仰的沈宗灵先生。沈先生早年留美，治学严谨，为人朴实，在治学方法和为人处事上给我很大的启迪。另外，在北大求学期间，最重要的是结识龚祥瑞先生，他早年留学英伦，取得政治学博士，我从他身上开始初步领略到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在北大三年期间，一是完成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另外主要就是继续修习印度教，同时继续自己的心路历程，研读各派哲学和儒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典籍。那时，北大已经成立了宗教学系，经常邀请国外的专家举办基督教文化讲座。如今记得比较清楚的就是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位教授讲授新派神学家田立克《信仰的动力》一书，把宗教界定为“终极关怀”，完全不提圣经的无谬性和主耶稣的死里复活等基要信仰。所以，在上帝奇妙的护理中，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新派神学了。信主之后，读改革宗神学家梅钦的力作《新派神学与基督教》，对新派神学的毒害更有深刻的认识。当时也有美国基要主义神学家应邀前来讲课，我在课后特意问他是否相信圣经的无谬性，他说绝对相信。那时我把这种说法当成一种迷信。如今，我与一切持守福音主义立场的基督徒一样坚决相信圣经的无谬性，可见上帝如何奇妙地改变人的思想，不与理性相背，却完全超出人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