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在BBC的帮助下，香港著名影星、两次获得香港金像奖影帝及最佳男配角奖的黄秋生，，“找到了失散50多年的生父家庭”。3月20日，黄秋生与同父异母的两个哥哥在香港初次相见，这两个哥哥是双胞胎，今年74岁，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还有一个做了影星的儿子。在BBC镜头的记录下，兄弟三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黄秋生一直用“Amazing”(神奇)、“Impossible”(不可能)、“miracle”(奇迹)来描述他的心情。

自出道以来，黄秋生在演艺圈成就不凡。另一方面，他的毒舌和火爆也是出了名的，曾经一句“罗志祥是谁?”引来与罗志祥粉丝的骂战，一度成为吃瓜群众的头条。此番寻亲再次引人注意，黄秋生带出自己成长中一段黯然的经历，令人心中五味杂陈。

父亲，你在哪里？

黄秋生在脸书上的英文名字是Anthony Perry，Perry是他亲生父亲的姓，一个全名叫费德烈·威廉·佩里(Frederick William Perry)的英国人。数十年来，这个在香港家喻户晓的中英混血演员，一直在断断续续地找寻那个在他四岁时就移居澳大利亚的父亲。

用今天的话说，黄秋生有一个标准的“渣男”父亲。他的父亲是前港英政府官员，在港期间认识了母亲黄尊仪。在黄秋生的记忆中，父亲在他四岁的时候离开香港，遗弃自己和母亲，再也没有回来过。即便是黄秋生母子与父亲的通信联系，在黄秋生12岁的时候也完全断绝了。儿时，黄秋生生病住院，妈妈打电话给当时身在澳洲的爸爸，没想爸爸必须要香港付长途电话费才肯接，黄秋生对此一直记忆至今。

作为一个中英混血儿，生活在一个被英国统治以华人为主的社会中，黄秋生自小就经历双重的歧视。有人这样分析当时香港混血儿的处境：“欧亚混血儿既成为了两个民族和文化的中介者，同时亦遭受这两个民族和文化所排挤。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和现象，他们就如无根的浮萍般需要寻求自己的空间和定位”。

身份的困惑从儿时就已经开始了，“番鬼仔”这种歧视性称呼是伴随他成长的伤疤。时至今日，黄秋生回顾自己“夹缝中”的成长时，心酸地说，“怪物一样，人家还不欺负死你”。而这一切发生时，爸爸都不在身边，而一个男孩的身份认同恰恰来自父亲的接纳和认可。父亲的缺失是黄秋生成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无论他取得什么样的成就，父亲的缺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都是一道深深的伤疤。

在无数个父亲缺席的孩子当中，黄秋生还算是幸运的。国际知名演说家、国际体育联盟负责人卡西·卡斯滕斯(Cassie Carstens)在《世界需要父亲》一书中提到，“63%的自杀者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80%的报复性强奸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70%的州教管所中的青少年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他曾在非洲做领袖培训，当他听闻一系列青少年的暴力事件，无数次悲伤地“责问”上帝，“非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他聆听到的回答是，“非洲主要的问题是父亲的缺失” 。

不止非洲。曾任国际心理分析学会主席的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说：“父亲作为一种意象已经缺席了……通常，父亲即使没有离婚，并继续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他也不再待在那里了。今天的父亲被谴责，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做什么;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没有说什么”。也就是说，那些在场却在关系中缺乏参与的父亲仍然是缺席的父亲。

一位妈妈谈到丈夫的缺席时说：“……爸爸长期屏蔽了和我们的联系，选择了和电视、手机呆在一起，导致了女儿也疯狂地迷上看电视看手机。实在没得看了，她就发脾气，打自己，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就像她爸爸吼她一样的声音”。

婚姻与亲子教育专家袁大同观察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绝大多数家庭的父亲是缺席的……贫穷的地方，父母都在外边忙，把孩子交给了爷爷奶奶。或是父亲在外面，妻儿成为留守妻子、留守儿童。富裕的地方，有的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父母还是缺席的”。父亲缺失已经造成了极大的社会问题。

拼凑出一个父亲的样子

黄秋生对父亲的印象不多，在他看来，父亲“脾气暴躁，自高自大”。渴望一个父亲，渴望父亲的爱，是黄秋生从小到大的盼望。

即便已经出道，他依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他说“加入电视台之后，我其实没有什么角色可演，演的全是‘番邦’，很多时候在身份认同上面其实是很困扰的，非常困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到底我是什么?”1997年，他去英国进修表演，黄秋生说他不光是求学，还是“去寻根，找找自己是谁”。在黄秋生的心里，要回答自己是谁，先要认识自己的父亲是谁。

尽管已经年过半百，但追寻心中一个完整的父亲形象的渴望，却越来越强烈。去年5月，黄秋生第一次在脸书上发出了寻找父亲费德烈的帖子，并上传了一张母子三人的照片。这则帖子像漂流瓶一样，带着微弱的盼望，在网络的汪洋大海中漂流。在全球网友的热心帮助下，2018年3月，黄秋生终于得到生父家人的信息，尽管父亲早已过世。

与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见面，帮助他逐渐拼凑出一个父亲的样子。“通过他们(哥哥们)，我知道很多我爸爸的事情，”黄秋生说，“也明白了自己的很多行为——为什么我会是这样。”他说，他理解了自己自幼年起的顽皮和热心帮人的习惯，“原来我爸爸就是这样的”。“我会去玩音乐，原来我哥哥也玩音乐;我会去打西洋拳，原来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打西洋拳的，是个中量级冠军。”

“这么奇妙，有些东西原来好像写在了DNA里面一样。”谈起与哥哥相见的意义，黄秋生说，这对他而言是一堂“人生课”，新的旅程就开始了。“这件事发生后，我整个人改变了，好像某些感情、感受给唤醒了一样，我发现原来也有值得我开心的事情”。

56岁时，黄秋生终于成了一个有爸爸的小孩。“我爸爸曾在信里说，如果我是一个good boy(好孩子)，他就会帮我搞定所有的事。我想他觉得我现在是good boy了吧，所以就派两个哥哥来给我了。”

原本黄秋生似乎已经接受自己无根的现实。在BBC今年2月的报道中，他好像看开了许多，“我是什么人，我就是我喽”。尽管嘴上这么说，模模糊糊的父亲形象仍让他难以忘怀，2017年5月，黄秋生在脸书发帖说“Looking for my father. Federick William Perry”，“looking for”可以翻译为“寻找”，也可以说是“盼望”。

在黄秋生的“looking for” 中，寻找父亲和寻找自己是分不开的，这让我想到寻找父亲的特勒马科斯，他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儿子。古希腊人早就意识到父亲缺席对每个人来说是极其可怕的事，因为，父亲决定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之类问题的答案。有人说“《奥德赛》的故事起源于儿子思念父亲，寻找父亲，固执地呼唤这个缺席的父亲回来”。父亲缺席是特勒马科斯幼年生活的最大的问题， “母亲说我也是他的儿子，我自己不清楚” 。

特勒马科斯在性格和行为上的软弱无力，大部分可归因于他不了解自己和父亲的身份，而父亲的归回既解决了母亲求婚者所带来的困境，也帮助特勒马科斯完成了自我认识，他已不再是以前唯唯诺诺的青年，“他从内心深处认可了自己是奥德修斯之子，是家族的未来，同时也是伊塔卡的王位统治者，他开始积极应对将要发生的一切。特勒马科斯的身份认同问题至此得到解决，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新的旅程开始了”，这也是黄秋生的感受。五十岁在中国人看来是“知天命之年”，在知天命的年纪，黄秋生开始了新的人生，尽量使自己不那么像一个精神上的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