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看着他熟睡的脸蛋，我知道父母献出他们的孩子所意味的巨大牺牲和无法言喻的痛苦，他们的生命其实比自己的生命更贵重。但是为了我们，天父亲手交出了祂的爱子。

判刑后，外婆转到广东偏远的山区服刑。当时还未成年的妈妈、姨妈和舅舅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社会的夹缝中挣扎长大。其中的艰辛是我们这代人无法想象的。当初竭力挽留外婆留下来服侍的王守望牧师，在文革期间也被判刑十一年，他始终忠于自己的信仰。

在监狱里，外婆和真正的刑事犯关押在一起。性格柔弱的人在里面会受欺辱。有一个犯人故意在外婆的床头撒尿，她没有动怒。她忽然明白了，圣经中提到耶稣作为死囚犯和罪人同钉十字架，大概是怎样的状况。这一切她早就知道和宣讲的内容，忽然在真正的监狱中发出耀眼的亮光。

当时犯人的圣经全部被没收，祷告也不让。外婆于是将本来闭眼的谢饭祷告，改为睁着眼祈祷。但还是被人发现并呵斥：“你是不是在祈祷?你的眼神直直的，别以为我看不出来!”

当时计牧师在香港无法得到外婆的消息，只是辗转得知因为和自己同工的原因，外婆正在服刑，孩子们生活艰难。带消息的人说，计牧师当时难过得流下眼泪，却没有办法。

文革期间，有人来查对案件，对外婆说：“其实你的案子很容易解决，只要你声明不信耶稣，就可以释放了。”外婆回答：“我即使告诉你我不信耶稣，也是假的。我心里相信，你怎么知道?”对方勃然大怒：“那你就准备一辈子坐牢吧!”

等到1970年外婆出狱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了。1980年代初，外婆试图联系计牧师。她只在信上说，自己一切平安、孩子们也都平安，希望和他恢复联系。计牧师在信中非常笼统地说自己已经退休了，年事已高，很高兴外婆平安。在信的末尾他最后提到：希望你的后代能记得我。

那时离计牧师辞世的日子已经很近了。1985年2月13日，84岁的计牧师在美国因肺癌去世。外婆于2011年3月30日去世，终年96岁。他们当年的分别成为永诀，此时想必他们已在天父那里重聚了。

外婆和三个孩子

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人

妈妈后来去读医学院。有一次外婆从劳改场请假出来，妈妈发现她有严重的腹水、肝脾肿大、脚也肿了，妈妈忍不住哭了，觉得她可能不久就会死在里面。外婆却很乐观地说：“没关系，生死都在天父手中。”后来，她奇迹般地痊愈了。

妈妈结婚时外婆还在劳改场。后来妈妈去看望在武汉工作的爸爸，回程时去看她，和她在劳改场同住一夜。外婆非常开心，对妈妈说：“从你挂蚊帐、铺床的细致动作就知道，你现在很会照顾自己。你以后会有出息的!”

妈妈和爸爸从小就认识，爷爷当年是梅县东门礼拜堂的执事。爸爸在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妈妈医学院毕业后被派到广东偏远贫穷的广宁大罗农村当医生。他们结婚后异地分居了九年，怀孕的妈妈还要走山路出诊，流产三次后才生下我。

文革期间，有人来妈妈家中抄家，拿走了书架上的圣经和《荒漠甘泉》，问她是不是还信耶稣。妈妈想该来的终于来了，现在轮到她了!对方很有经验地问：“你们基督徒不是说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吗?你到底信不信?”妈妈说：“信!”虽然声音很小，但那人听见了，起身就走。妈妈心惊胆战地等着，以为很快就会有人来抓自己，但是居然再无下文。后来领导对她说：“他们说你有一些思想问题，迷信一个叫什么‘稣’的人。不严重，快去吃饭吧!”妈妈才知道自己逃过了一劫。

1970年左右，外婆从劳改场被遣散后的第一年，被分配到广东翁源的农村生活。她任何事都习惯性地通报生产队长：报告，我可以乘墟(赶集)吗?队长莫名其妙：你现在自由了，去不去你自己决定，不用向我报告。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劳改场了。

妈妈将外婆接来同住时，外婆高高兴兴带着自己养的一笼鸡和农具。那时我刚出生，她觉得能和女儿和孙儿辈一起生活，有普通人的自由，简直无法想象更幸福的场景。

妈妈告诉我，她常常用一条背带背着我，种菜、喂鸡。妈妈下班远远看到一个背着婴孩的妇人在地里摘豆角叶，就知道这是自己的母亲和女儿。爸爸从遥远的武汉回来看我们时，最喜欢吃外婆种的芥菜。

外婆带着我去采野花、草药、缝补衣物。那时候所有的教会都关闭了，她反而有更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我几乎从来没见过她发脾气。妈妈说，外婆年轻时脾气有些急躁，做事雷厉风行。可是十几年牢狱的熬炼，她变得非常柔和，再也没有以前知识分子的锐利和执拗，手脚却非常麻利，好像一个典型的农妇。

外婆有时会和我说起监狱中的事，每天过“两头黑”的生活：天还黑就起床去劳动，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做过的工作有采茶、打石头、缝纫、养鸡。其中有几件事我记忆颇深——

在难友中有一位天主教徒志洁和她关系很好。有一天，志洁告诉外婆，记住藏一个瓶子在衣服下面，等会儿有用!外婆不知缘由，但也照做了。到了野外，志洁告诉她，将草中的蚱蜢统统抓到瓶里。回来后，两人将蚱蜢穿在小棍上用厨房的余火烤熟。那天正是平安夜，一个天主教徒和一个基督徒一起作了一个简短的祈祷，吃了一顿烤蚱蜢当圣诞大餐。

每天睡觉的时候，外婆都会觉得脚底有动静，而且早上脚底会疼。但是劳动一天以后人很累，倒下就睡着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老鼠每天啃她的脚底!

1979年1月，父母终于被批准调往一处，妈妈带我们迁往武汉。大年初二和在学院教书的父亲团聚。那一天武汉刚好下大雪。我第一次看到雪，很惊奇：天上怎么会掉下这么多白色的花朵?

后来我上小学了，这时，外婆觉得自己对后代的责任已经尽到了，她希望继续为主传道。当时教会刚开放，她的案件也得到了平反。平反书寄到了武汉的家中，承认她十几年的牢狱属于冤案。

岁月蹉跎，外婆已经进入老年。妈妈希望她留在武汉安享晚年，但外婆却不这样看，她不顾女儿的劝阻，只身回到广州找到教会，继续当传道人。妈妈为此还难过了很长时间。

第一个向我传福音的就是外婆。外婆去了广州以后，我和她还常通信。那时我大约八九岁，记得我在信里问她，为什么我有些祈祷很虔诚，上帝却没有应允?外婆的回复有四五页纸那么长，她说父母为了孩子的好，也不会答应孩子的所有请求。如果四五岁的时候要玩剪刀，答应这个请求是有危险的。信件用儿童的口吻写成，有许多生动的比喻，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其中的内容。

主人明白仆人的心

外婆出狱多年后，有一个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人，打电话给外婆说：“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请你原谅我。”原来是一个以前教会的传道人，曾经接受过外婆的帮助。后来据说他写了一本厚厚的材料告发外婆，因为“有功”而免于入狱。别人向外婆提起这事，她却淡然说：“我已经忘记了，不必再提。”

接到电话时，已经年迈的外婆说：“我已经不记得了，没有人得罪过我。你需要什么帮助吗?可惜我这里住的地方不大，不能接待你住在这里。”妈妈亲耳听到这番谈话。她回忆说，外婆年轻的时候就很大度，人们常常说，怪不得您那么开心，好像别人想伤害您也无法做到，因为他们处心积虑的欺辱，您一点也没觉出来。

我曾经亲眼看见一位晚辈牧师为了一件小事(小得我已经记不清，好像是教会的水龙头没关紧)，当着我的面大声呵斥她，而她却默然不语。几分钟以后，她又笑眯眯地和我交谈，她的好心情绝不是强装的。可能牢狱生活已经锻炼出她可以马上不记得刚刚受过的辱骂和虐待，不然很难熬到出狱的那天。而我却难过了很长时间，因为来自教会里的伤害远远超过来自外部的压迫。

每当我想到这些感到心灰意冷的时候，就会想到外婆，她微笑的面容和她的一生一直都在我的心里，让我有一种安全的感觉，让我觉得我们的信仰尽管艰难，却始终有上帝的祝福同在。她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人，又是这样爱我，一生为信仰受苦，却依然希望我信主，这本身就是一个坚固的证据。

我成年后常去看她。她那时自己住在广州一个简朴的小房间里。她家里常有客人，她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愿意和所有人交朋友。她没有任何野心，无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里的野心都没有。

后来，外婆已经不方便独住，就搬去顺德和迁到当地的妈妈同住，并在妈妈所在的教会帮忙。妈妈常骑着摩托车带她去教会。后来她上下楼都不方便，无法再去教会了。于是，她就像植物失去了阳光，迅速衰老下去。我常常看到她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怅然若失。教会是她真正的家。

2011年3月30日，外婆去世了，96岁。妈妈遵从外婆一向的低调，悼词只用短短五六行字，概述了她作为一个普通传道人的生平。我知道许多人爱她、想念她。她去世前后，记忆力衰退，已经记不得来访的旧友，但他们还是来看她，和我们讲述“古姨”的往事。

外婆去世一年后，妈妈才告诉我，外婆走得很快，妈妈处理完事情回到家，看到外婆空荡荡的房间，才忍不住痛哭。她觉得外婆一个人躺在黑暗中，好孤单。

我去耶路撒冷时曾经看到据说是耶稣坟墓里的那块大石板。耶稣也曾躺在黑暗冰冷的墓床上。当我用手指触摸它时，一阵冰凉从指尖流到心里。当我想到耶稣躺在墓穴中三日之后，我的心中就得到安慰：外婆是主的仆人，主人受的苦比仆人大，主人明白仆人的心;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