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选为译经委主席后的狄考文遂辞去文会馆校长职务，兼理译经工作十八年直至去世。与狄考文同工的白汉理(Henry Blodget)最年长，已65岁;其次是61岁的倪伟思;还有59岁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还有与他同岁的富善(Chauncey Goodrich, L.H.D.,Litt.D.)。整个团队一直保持在七人，有进有出，除伍兹(Henry M.Woods)、仲钧安(Alfred G. Jones)、鹿依士(Spencer Lewis)、布蓝非(Thomas Bramfitt)生年不详之外，“年轻派”海格思( John Reside Hykes)和鲍康宁(Federick William Baller)加入该团队时，也已过不惑之年。

　　史料记载，译经委的工作过程付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劳苦代价”。 这些人多数在译经中染疾而死，亦有如仲钧安遭遇事故不幸遇难者：仲在泰山遇大风被倒塌的房屋砸死。

　　狄考文始终怀着敬虔、忠诚的心，竭尽全力，为了搜寻一个恰当词句，找不到他所要的就绝不罢休。有人称之为“不怕人，只敬畏神的人”。他将自己一生最后岁月完全奉献给官话和合本的翻译工作，一心只望给中国人留下一本忠于《圣经》原文原意的中文版圣经。

　　译经委近三十载工作绝非一帆风顺，除去身体种种辛劳，还有因翻译意见不一而引发的矛盾，整个委员会人事变动频繁，整个译经过程亦时快时慢。身负主持全局工作重任的狄考文的协调、沟通，难度可以想见。

　　1906年，当《新约全书》翻译完时，狄考文已先后在北京、登州和烟台三地召集译经会议八次，每次历时两至六个月。患病之前，他从未缺席过一天，也从未缺席过一次会议，一生工作殷勤直到力尽方休。这回应了他于1863年7月3日携新婚妻子离开纽约赴华时的誓愿：“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生于斯，死于斯。”

　　1908年，与以往一样，译经会议在烟台如期召开，狄考文罹患阿米巴性痢疾而未能出席，此病在当时无药可治，被视为绝症。去世前一天，他的弟弟狄乐播牧师跪在病床前为他祷告，求主使他能安然返回天家休息。

　　但狄考文却在病榻上喊着说：“乐播，提高一点你的信心吧，你要为我能翻译完旧约，尤其是诗篇而祷告。”然后他请接替他出任文会馆校长的赫士博士来为他的心愿能蒙应允祷告，最后狄考文还加了一句：“主啊，愿这祈求蒙你应允!”然而，他在世的工作已完成，翌日(1908年9月28日)，他便安睡在主耶稣的怀里。

　　这位神的忠实仆人，一生荣获四个荣誉博士学位：1880年获汉诺威大学荣誉神学博士学位;1888年获伍士德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02年获华盛顿大学和杰斐逊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他精于数理化，编纂有《笔算数学》、《代数备旨》，成为当时中国初办学堂时的数学教科书。

　　而语言方面，他曾编写《官话课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是当时外国人学习汉语必备之书。

　　狄考文去世后，他的遗体被海运至烟台，下葬于玉皇顶美国长老会墓地。

　　唯一一位活着看到圣经出版的译者

　　译经委运转29年间，除狄考文，另一位从未缺席过会议的成员就是富善牧师。他1891年被任命为官话圣经和合本的翻译委员，1908年狄考文去世后，遂在72岁高龄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

　　这位10岁即悔改归主、12岁决志献身于宣教事业的美国人，为中文《圣经》老骥伏枥之际，或许不会忘记他曾就读的威廉斯学院那引发美国海外宣教热潮的“干草堆祷告会”(Haystack Prayer Meeting)。

　　早在1806年，该学院的四名基督徒学生，一起在校园内干草堆前祷告时看见异象，清楚听到主的呼召：“要越过海洋，到各大陆、各海岛去传福音，使万民作我的门徒。”1810年，其中一位名叫米尔斯的青年和几名安多弗神学院的毕业生，向美国公理会提出他们的“拯救全球计划”，遂有该公理会的海外传道部(简称“美部会”)，而这为日后富善等人被差派铺平道路。

　　1861年，富善从威廉斯学院毕业，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一年后转到安多弗神学院选读希伯来文，为其日后从事圣经中译工作奠定语言基础。

　　四年后，富善接受美部会差派，与新婚妻子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上海。同年7月22日，富善夫妇抵达上海，随即乘船经天津前往北京。抵京后住在灯市口一小巷内的中式房子内。稍事安顿，富善就开始学习中文。

　　富善极富学习语言的兴趣和恩赐，很快就成为宣教士中北京话讲得最标准流利的一位。为更容易接近中国人，富善留长辫、穿中式长衫;加之他从19岁开始，头发即已渐渐变白，因此看上去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颇受中国人尊重，为其宣教工作带来诸多便利。

　　1866年11月，富善在北京附近的通州建立一座小礼拜堂。当时的通州是一个拥有六七万人口的小城，他在这里传福音、分发福音书册达六年余。在华期间，富善除布道、牧会、教学和精研中文，最具深远影响的工作，就是参与并主持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作。

　　译经委的译经工作曾于1899年7月11日至9月23日这间通州的布道所内进行。当时是委员会最艰难时，只有狄考文、富善和伍兹三人参与，他们完成了《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审阅工作。其间决定1900年秋天举行下一轮工作，不料遭遇义和团之乱而延迟至12月。新一轮会议只有富善、狄考文和鲍康宁出席，他们完成了《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翻译。

　　狄考文去世后，富善接任译经委主席。同年11月7日写给差会的信中，富善曾这样表白自己对新任命的感受：“自从我们在夏天完成了修订委员会的工作，主席狄考文博士已蒙召返回天家，我们都深感惋惜。我想我要从这时开始，承担额外的责任。……我是委员会最早期的成员中唯一剩下来的一个。”

　　接下来的是人手不足和年迈精力不足的严峻挑战。期间有宣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赛珍珠之父)和安德文(Edwin E. Aiken)等先后加入，但都工作了不长的时间。

　　1919年4月22日，《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终告完成，正式出版面世。富善成为唯一一位从始至终参与该事工并活着看到译本出版的人。

　　《富善》一书作者林振时评价说：“富善博士为了使圣经翻译成白话而据理力争，结果他得胜了。他给了中国人一部白话圣经，其贡献一如马丁·路德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一样。……胡适博士认为白话圣经翻译的工作，对推动新文化运动有很大的贡献。”

　　年迈的富善，此前曾经历两任妻子的先后离世。富善在其第三任妻子的葬礼后写信给差会如此描述道：“两天前，我亲爱的妻子，经过数月痛苦和疲累，终于在熟睡中毫无痛苦地返回天家，为此我感谢主。……我当如何描述那葬礼?那不是葬礼，从头到尾，就是一首奇妙爱的诗歌。……结束后我们就起行回到那已住了25年的可爱的家——通州。”

　　妻子去世后，富善与女儿恩赐夫妇同住。1925年7月22日，北京各大教会为纪念富善来华宣教六十周年，特别举办一个盛大庆典。此后不到两个月，富善便离开人世。

　　富善的追思礼拜在北京城内公理会礼拜堂举行，随后遗体被运往通州的教会墓地安葬。出殡当天，清华大学的教职员为表示对富善的尊敬，要求把他的棺木先在校园转一圈，再运出北京城。

　　当棺木运抵通州时，韩慕慈生前创办的富育女校学生，列队站在墓地通道两旁，唱着富善所谱写的圣诗，送别这位宣教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