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4月22日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出版97年，《境界》仅以此文献给那些在1919年前的一百年中，前赴后继将自己的生命浇奠在此浩大工程上的来华传教士们。

　　1919年4月22日，北京城外通州小县，82岁的美国人富善牧师(Chauncey Goodrich)，手捧刚刚出版、墨香尚未散尽的中文和合本《圣经》，喜乐萦怀。过去近29年，他和十数位世界各国传教士，为中国人带来了这部呕心沥血的翻译之作。

　　这一年，充满喜乐、不住向上帝感恩的富善却显得孤独。1865年7月22日，他来到中国。参与译经者中，只有耄耋之年华发满头的他得见最后成果，他人均已仙逝。

　　“战战兢兢，以免误传上帝的经言”

　　距和合本《圣经》出版整整一百年前的1819年3月20日，苏格兰一名35岁普通女子丽切尔去世。这看似平淡的事随她丈夫米怜博士寄往中国的一封信，传递给好友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两年多后，刚经历丧妻之痛的马礼逊再度收到米怜离世消息。这位开启外国传教士赴华历史的宣教士、牧师哭了，在1822年10月5日的日记中述说自己的痛苦之情：“九年前的昨日，我和妻子一起欢迎米怜夫妇来澳门，但如今四人中三人，皆不到四十岁便离世，留下我孤苦伶仃。”

　　彼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马礼逊离开英格兰，在中国已生活六年，首要任务是翻译《圣经》，到1819年11月，他和他的助手米怜夫妇等四人以生命为代价，完成全部翻译。而这一切，是1804年5月，马礼逊正式向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名宣教士那一刻，就立定心志要完成的使命。

　　当时的申请信中，他如此表露心声：“自从进神学院，每念及此，都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我在校期间，一直为此事祷告……我知道主耶稣要我们把福音传遍天下，因上帝的救恩赐给各族各方，说不同语言的人。……我认为这是我的职责：做一个从事这项圣工的候选人。这样，上帝才会派我到最有需要的地方工作。”

　　这样的宣誓，在1807年1月28日刚年届25岁的马礼逊启程前往中国，直至52岁离世的27年间，未有丝毫动摇。

　　米怜在他的《中国宣教最初十年回忆录》(下称“回忆录”)一书中，对马礼逊的早期生活描述道：“他开始尝试进食中国菜肴，并与他的中文老师一起用膳。他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晚上只用一盏瓦制的油灯，又把一本书竖立在灯旁来挡风……他学中国人留长指甲，脑后垂辫，用筷子进食;他穿中国式的长袍和厚底鞋，在洋行区的街道上行走……”

　　但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恰来自他最期待完成的事工——译经。因当时清廷严禁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违者处死，所以学习中文是要冒流血和付出生命之险的事。马礼逊几经周折，找到一位名叫李察庭的秀才，学习中国文字、写作和广东方言。

　　随后，他又先后师从容光明和桂有霓学习官话，但时间都不长。任期最长的中文老师是葛茂和，从1808年9月起直到1817年3月，历时八年半之久。葛是马礼逊最推崇的一位中文老师，也是他将马礼逊带入中文的经典世界。

　　1817年葛离开后，马礼逊还先后受教于一位李秀才和曾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教授官话课程的朱靖。

　　马礼逊学好中文后即开始翻译《圣经》，但从事翻译对于初步掌握中文的他绝非易事。他先要考虑采用何种文体，当时有人主张采用中国经典而又深奥的文言文，也有人主张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以便大众阅读。最后，马礼逊决定采用《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所用的浅显通畅的文言文。

　　米怜在《回忆录》中道出理由：“这种文体最适用在广泛流传的书籍中。一方面，它具有古典书籍的庄严肃穆又极端简洁;另一面，容易理解又不致陷入口语的低俗粗鄙，既不使目不识丁的人感到难堪，也不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不屑。”

　　马礼逊的中文圣经，主要译自于英文译本，但一定程度上参考了希伯来和希腊文原文。在中文方面，他很大程度上参考了巴设译稿，这从一些用语“生命、先知、罪、洗”等字词可窥一斑，而这些词汇一直沿用到今天。

　　1819年11月25日，马礼逊写信给伦敦宣道会，报告《圣经》翻译工作已完成。其中一段话流露出他如释重负般的喜乐与感恩：“藉上帝的恩典，旧约新约全部圣经的中文译本，在今天完成……为了完成这项重大任务，我不仅长时间工作和谢绝社交，还保持耐心、毅力、镇静与不偏颇的判断。既不会因为这是新的工作而执迷于偏爱的情感，也不会因为它是古代的经藉而固执于私人成见。惟希望以正确的思想，恭敬的态度，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以免误传上帝的经言。”

　　随后，他说：“丁道尔(注：因翻译圣经而被英王亨利八世烧死的殉道者)被绑在柱子上快要烧死时，曾高声祷告说：‘主啊，求你打开英王的眼睛，让他能看见!’他的祈求似乎已上达于天，得蒙应允。如今，让我们以热诚作出同样的恳求，使中国的皇帝也能看见吧!”

　　这位神的仆人最终并未看到祈求蒙允的日子。1834年8月1日，身患热病和其他复杂病症的马礼逊，在广州息了劳苦，回返天家。

　　篆刻在马礼逊墓碑上的一段话，概括了他的一生：“马礼逊，道学博士，首位被派往中国的新教传教士。他在中国服务了27年，编纂和出版了《英华字典》，创办了在马六甲的英华书院，完成了中文版的圣经，并于生前亲见其完成的译稿出版，大量派发给中国人。如今他在耶稣里安睡了。从今以后，那在主里面死去的人有福了。这是圣灵说的，他们将在工作之后得安息，而他们所作之工将由后人延续下去。”

　　“我决意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中国”

　　马礼逊碑铭之语成真。宣教士前赴后继，分别或合作参与译经工作。至十九世纪末，已有二十七种中文译本面世，还有方言译本的全部或部分圣经七十余种。然而马礼逊之后的这些《圣经》译本过于多样但繁杂，不利于中国人整全接受和理解福音，因此翻译出版一部统一标准的译本成为必要。

　　这就有了影响至今的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者——一群“老外”组成的译经委。1890年5月7日至20日，宣教士联合译经大会在上海举行，并决定翻译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部统一标准的译本，以求达到“圣经唯一，译本有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目标。

　　这一年，已距马礼逊去世逾半个世纪。当时，基督教会在华各宗派协作组成译经委员会，推选七人为委员，狄考文担任主席。

　　狄考文，美国宾夕法尼亚人。1863年底，时年27岁的他受美国长老会差遣来华，次年1月到登州传教，开办蒙养学堂。该学堂1876年改称“文会馆”，后与英国浸礼会在青州办的广德书院大学部合并，改称广文学堂(后成为齐鲁大学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