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于1893年诞生在曾国藩家族。曾国藩是其曾祖父，祖父曾纪鸿是清末著名数学家，父亲曾广钧是光绪十五年进士。从清末到民国以来，中国处于大时代的歧路，许多受过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带着创建性的思想和举措，致力在各领域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基督徒，曾宝荪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位女性。

　　在杭州冯氏高等女校读书期间，曾宝荪受英国女传教士巴路义校长影响，在1911年，辛亥革命那一年的圣诞节前受洗归入基督，成为以儒学为本的曾氏家族的第一名基督徒，走上一条与传统迥别的道路。

　　1912年她赴英留学，后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学位，曾宝荪是第一位拿到理科学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在英求学期间，年轻的曾宝荪挂虑国家贫弱，萌生在中国“办一所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的想法，想以此探索如何以基督教精神融入中国文化，实现社会改良。1917年回国，她拒绝了在上海等地接任校长的机会，回到教育基础薄弱的湖南，与恩师巴路义女士、堂弟曾约农创办艺芳女子学校，任校长，时年24岁。从1917年到1949年，历经沉重时代的离乱聚散，艺芳女校在艰难的三毁三复中坚持办学32年，曾宝荪的力量源泉根植在基督信仰里，她在回忆录里这样表述：“艺芳精神不死，耶稣爱心永存。”

　　“和男的一样的读”

　　曾宝荪于1893年3月9日出生，4岁即入曾家私塾读书。曾氏家族一贯重视子女教育，家中多人因与国际间的紧密联系而具有现代而开放的态度。祖母郭氏虽然生为女性，思想也开明，目光超越，对孙辈的教育不分男女同等注重。有位教书先生曾经对郭氏说：“两位姑娘读点《女儿经》就够了吧。”郭氏语气坚定地说：“不然，需同男的一样的读。”祖母郭氏规定，每天早晨第一节课就是点读报纸的社论，然后背书、上英文、数学、史地等课程，晚上则作诗填词和对对联，星期天作作文一篇。

　　对曾氏家族的人来说，西方科技、文化并不陌生，曾宝荪的父亲曾广钧也是具备维新觉悟的人。曾宝荪后来说，父亲给了自己一生三次大帮助，一是不许缠足，二是不为她幼时定婚，三是准她入基督教和出洋留学。虽说家风开明，也认同西方学问、科技的重要，但真要归信基督教也并不容易。曾家是以儒教为本的大世家，而且郭氏祖母的父亲是在太平军攻城时殉节的，况且曾宝荪还是一个女子。在1911年收到曾宝荪言辞恳切的家书提出想信基督教的时候，祖母并不同意，幸好父亲并未反对，提到明朝天主教徒徐光启对社稷的贡献，只是让她读一些其他学派的书再做决定，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父亲对她信仰的放任，算是上帝对她特别的看顾。

　　幼时乡居生活的美好体验，翻越高墙偷看杂书的乐趣，弟兄姊妹共读的融洽，这些记忆让曾宝荪对中国传统家塾有着特别的感情，对她以后办学时以“家庭”为学校的理想形式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在形式之外，真正落实在师生之间那种如同甚而超越父母子女之间的真爱，则并非源自传统文化的沉浸，而是源自她18岁时接受的基督信仰。

　　她在撰写的回忆录中屡屡提到“耶稣的爱心”、“基督徒的爱心”，正是那些她在教会中学及留学英国时从基督徒老师、朋友们生命里看到的令她惊讶的爱，正是那些爱，感化她、安慰她、支持她，让出生于家学深厚的曾国藩家族的曾宝荪，终其一生，成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

　　“你心中的恶促使你这样做”

　　曾宝荪在回忆录中用专门一章的篇幅详细讲述了她信基督教的过程。

　　曾宝荪曾短期就读于上海一间教会学校，曾氏子弟多有就读教会学校的，这与当时高质量的学校基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或教会所开设的有关。她与家人通信时谈到虽然佩服基督徒做事的精神，但深受儒教影响的她并不能认同一些传教的方式，对信仰持反对态度。

　　不过这些想法在她去杭州英国圣公会办的冯氏高等女校后被渐渐改变了。在冯氏女校就读初期，有一次一个学生的习字薄被撕毁，由于无人站出来承担责任，老师让全班学生受罚，曾宝荪觉得不公平，后来还办“竹头木屑”小报批评学校，言辞颇激烈。

　　被带进校长室的时候，让反叛分子曾宝荪意外的是，来自英国的女传教士巴路义校长并未责难她，而是流着泪对她说：“我知道你不是有意和学校做对，是你心中的恶促使你这样做的。”还诚恳邀她一起跪下祷告，祷告时巴校长 “词句恳切，并无怨言”，让曾宝荪大受感动，和这位后来影响她一生的良师益友前嫌尽释。

　　另外一位临时代课的英国老师司徒女士的故事也深深触动了她年少的心。司徒老师幼年随英国宣教士父母住在四川，义和团之乱时，父母、弟弟和妹妹全家被杀，她也被刺伤致残，终生跛足。但在一次信仰特会上上帝感动她的心，耶稣的爱化解了中国人俗话说的不共戴天之仇，她继承父母的遗志，继续服侍这个夺取了她全家性命的国家。曾宝荪说，“她待中国学生十分和蔼可亲。”这些基督徒无伪惊人的爱心，让曾宝荪“诚心佩服”，开始有想做基督徒的想法了。

　　曾宝荪的青少年时期正处在中国辛亥革命前，那时代有思想有情怀的人普遍感受过的文化冲突——乡村与城市、中国与西方、国学与西学、儒释道与基督教、改良与革命，曾宝荪都一一碰上。时代的心态如此沉重，她与当时的青年一样充满悲观、失望、彷徨、徘徊。有一日游西湖到了岳坟，她感到人世的不公平;看到苏堤、白堤、苏小墓等，又感到人生短促，到底人生在世有何意义?古人说：“生为尧舜，死为枯骨;生为盗跖，死为枯骨。”那“人”又何必做好呢?

　　……再回顾中国国势衰弱、民族存亡的问题更加不知所以。那段时间基督教奋兴家丁立美在杭州布道，曾宝荪多次去听。巴师(曾宝荪后来一直称巴路义校长为巴师)也带她查经、祷告，国家、人生方向虽不确定，但这些信仰的触碰与爱让她内心有些许微光与踏实。

　　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那年的圣诞节前曾宝荪受洗归入基督。虽然以后她的人生与那个大时代的历史事件、人物交织相遇，但对基督教义的阐释研究和实践成为了曾宝荪一生的重要内容，这是一条不从世界的道路。

　　1912年春天，巴路义女士回国度假，带曾宝荪到英国留学。在她们坐火车去欧洲的路上，听到了“永不沉没的巨轮”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消息，19岁的曾宝荪感叹仅注重科学的有限，认识到维新派提出的靠科学等技术救国的不全面。

　　在英第二年，曾宝荪考入伦敦大学西田学院学理科，1916年她以优异成绩获伦敦大学理科学士，这是中国女子所得的第一个理科学位。在英国学习期间，曾宝荪还参与了基督教的许多活动，接触了不少倡导做实际社会工作的基督徒领袖与平信徒，对基督徒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问题更加关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的前一天，英国人民聚众祈祷，恳求上帝指示英国政府是否应当宣战。当时在伦敦最热闹地区的教堂外聚集了几万人，曾宝荪看到他们为国祈祷之虔诚、理性与有序，这让她看到了某种希望----如果中国人能接受基督，注入理性、身体力行、爱人如己的精神，应有助于中国文化之改良，“深深感到社会改良，非有基督教的精神不可”。

　　那年寒假守岁，她与堂弟曾约农相约，“立志贡献自己为国家、为世界致用”，这志向就是在中国“办一所中国人主持的基督教学校”，她想藉着基督教的中国化，可以向国民普及科学文化、公民意识。上帝的旨意原本如此。

　　为了办学，曾宝荪又特意在伦敦学了一年师范科，并与巴师在英国筹措资金，她们得到伦敦大学西田书院校长和各界人士的捐款资助。1918年初曾宝荪与巴师、堂弟曾约农经上海回到长沙，筹办女子学校，为纪念祖母，取其斋名“艺芳”为校名，任校长。从1918年至1949年，历时32年，由于时局动荡，艺芳女校三度停办，三度复校。据《曾宝荪回忆录》记载，共办了初中26个班，高中19个班，大约培养了1000多名学生，人才辈出。在办艺芳女校期间，她还两次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校长。

　　独立精神与完全人格的教育

　　艺芳有当时长沙女校最好的师资，多人留学归来，其学历和水平足以开出大学课程，学校还聘请了多名英籍教师教授英语。艺芳的教学模式也很个性化，很多课都没有统一的教材，都是教师自编讲义，老师们都很负责，各自有一套深入浅出叫学生记忆深刻的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