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哥哥常以诺告诉我，不久前他清理家中老宅时意外发现了1970年代末宋尚节博士的夫人、余锦华师母在她临终前一年多时间里亲笔写给我的母亲梁今永的六封私信。

宋尚节是留美化学博士、著名布道家。余锦华师母一生则默默无闻。她是一个贫穷的农家女，还是正在美国读博士的宋尚节写信让父母送她上学，她才识字。

宋博士与余锦华师母初次见面时就说：“你跟从我，必须有绝对牺牲精神。”师母的一生，的确活出了“绝对牺牲精神”。在与宋博士结婚后的十七年里，因他全年多在各地布道，每年她只有一个月可与丈夫一起生活。1944年宋博士去世后，43岁的她在三十六年里独自养育三个女儿。文革中，她被毒打、被当众剃阴阳头羞辱。

我的母亲梁今永与宋博士夫妇的友谊可追溯到1931年。当时宋博士去青岛布道，年仅十六岁的母亲是文德女子中学的学生。她在布道会上被圣灵充满，从此做翻译跟随宋博士去许多地方。宋博士很喜欢母亲的翻译，因为母亲虽然是广东人，却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又能心领神会听懂他的福建兴化口音。母亲说过，给宋博士做翻译，要随着他的语气、语速和动作配合默契。宋博士讲道时富有激情，经常在台上来回走动;母亲也能如影相随。

余锦华师母比母亲年长十四岁，视母亲为她的亲妹妹。事隔四十年之后，作为迟到的读者，我捧信在手，仍觉得墨迹淋漓未干。余锦华师母写信时，正值她身患重病，只有四分之一的肺可以呼吸，信里的每个字都是她忍受着剧烈的病痛写出来的。静心细读，从字里行间可见上帝使女的谦卑写照。

我的母亲梁今永

第一封信：“打破玉瓶”

主内想念的妹今永：

你在十月三十日的来信粮票早已收到了。因病并来自远方客人相继而来，至迟延至今。你大侄女此次提前探亲，真是出人意料的美旨。一到家第二天遇见一对大夫夫妇，热情带我去医院看病，她就陪我一同去，因为天真早出晚归办不到看病手续。我的病情虽复杂，但我不以为意，只怕我空手去见主。因此在病床上常勉強起来坐椅上写了几个字去安慰一同遭遇患难者，劝勉软弱失去起初的信心、爱心者，时在病床上流泪，自责信心爱心不够，何能见恩主呢?也很羡慕马利亚打破玉瓶，主复活时向她第一个显现;多加广行善事，由死复活。

自愧我行不到够，因此病还磨炼我。但愿祂的旨意成就，在病中体会你同样有痛苦。

大侄女在上月27日早五点回去了，在急促未走时代队长买许多东西。我吩咐她，碰见有麦乳精，多买几包，因我想你有病，泡一点麦乳精喝方便。两包鱼松寄去。天真最近很忙，一直等此星期天寄去或此信先寄去。

因粮票使你安心，去年你寄来节约的粮票，我已回信请你千万不要再寄来了。我乡亲有困难，只有彼此代求，盼望困难时期能早日转变，地土丰收。只要他们敬畏主，什么好处都不缺。以后你不要再惦念他们，你既然爱心寄来了，我也由主领受了你的爱心，分四十斤给我极困难侄孙余乃仁，因他的父亲是我侄子，曾三年患了最厉害瘫痪病，今年三月去世了，遗下妻子亦有心脏病，四个年幼的孩子在农村很苦。两个大点的有劳动力。或二十斤送给宋家的侄儿，(他们)都在农业。

我所有的亲人在福建有病的外甥、侄儿、并我的姐姐，都相继去世了。蒙恩得救了，在近北京的几个病人都在彼此纪念中。最近所听见从远方到近老朋友、寡妇、爱主者都比我先去世了，故我更加勉励自己，要谨慎自守，儆醒、恒久忍耐。盼望在祂的国度、患难、忍耐一同有份。

天黑了，我不能(继续)写下去了，因我在这椅上坐着，肚子、胸部难受了。写这封信停笔几次。你侄女不要给她通讯问候在你身边的几个女儿女婿好。希望他们很孝敬服事你，使你的(病痛)早日减轻。

你所爱姊余锦华

1978年11月10日

注：母亲之所以寄粮票给师母，是因为当时中国购买商品需要相应的商品票，如粮票、肥皂票、鸡蛋票等票证上千种。那时城市人口每月可分配到24斤粮票，但农村人口无法分配到粮票，因此粮票成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求之不得的稀有物。当时家里的存款都被政府冻结，母亲寄出的钱和粮票都是哥哥姐姐们从低收入中节约出来寄给父母的。她平时相当节俭，把节省出的钱和粮票送给肢体。

天真：宋天真(1932-2014)，宋尚节夫妇的二女儿，毕业于北大教育系，任中学数学老师多年。她将父亲宋尚节的日记整理编辑成《灵历集光》，于1995年出版。2006年又出版了增订版《失而复得的日记》。

第二封信：“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今永妹你好：

近正在病床上想念你的病况如何呢，就接你的来信。你并没有说及你的病情，倒是关怀我与我老家的亲外侄。他真是最困苦，得了三年最严重的瘫痪病，大小便不能自排，用人工做，医院不能治，去年去世了。留下有心脏病的妻子，四个孤儿未成人，在乡村全靠农业，生活非常艰难。你曾寄几次粮票，大部分都寄给他们，因他的大孩子常到医院卖血，得一些钱买点粮以济目前急需。我有力量时也尽寡妇两个小钱献上，主也已亲自施恩给这些困难的亲朋们。我很奇怪你怎么有此些粮票屡次支援他们?我也曾告诉他们是一位爱主者，不是我自己的。他们很感恩领受。

你这次报了好消息，我心为你很欢慰，献上感恩。你若出至诚的感动，我就不客气了，你就直接寄：福建省莆田县黄石第一中学戴淑英同志转余玉书收。

你也不要寄太多了，试试看。淑英是我的外甥女，在这中学教书。因神知道我身体的精力不够应付这些事了。每次叫天真办事很难(她在单位努力工作，很忙)。我是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末后的十字架是很难。家中两条道路，一言难说，病时痛，心灵忧伤，在此停笔。

注： 这封信未注明日期，估计余锦华师母写于离世前一年。在信里，师母向母亲倾吐了内心深处的忧伤：传道人的孩子如何承传信仰。虽然师母没有透露她心里牵挂的是哪一个孩子，但她的二女儿宋天真在2014年1月临终前的两个月，在电话里向我讲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1973年，母亲带患癌的父亲去北京治病，当时我的三个姐姐在北京工作。在去北京的火车上，母亲告诉我，这次她还想寻找两个旧友的亲属。她说自1949年以来，他们就失去了联系。我听后觉得，偌大一个北京城，到哪儿去找失联二十多年的人呢?母亲所说的两个旧友之一，就是宋尚节博士。

母亲神通广大，我至今也不晓得她是用什么办法，在人海茫茫的京城找到了余锦华师母。天真姐在电话里告诉我，听到母亲来到北京找她的消息，余锦华师母高兴得一夜没睡，她立刻派天真姐到清华大学新林园6号我大姐常以斯的家去见母亲。

“失去联系二十多年后第一次见面，你与母亲见面时一定很开心吧?”我在电话里问天真姐。“约瑟，你可想象不到我与你母亲是怎么见面的。”天真姐在电话那头咯咯笑起来，慢条斯理地对我说：“其实那天我心里特别激动，我之前最后一次见到你妈妈，是在1944年我的父亲在香山因病去世时，那时我才十二岁。你妈妈特地从青岛来到北京帮助料理父亲的后事。小时候我对你妈妈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她人长得非常美，又与我的父母关系非常亲密，所以我对她很崇敬。”

听天真姐讲这么一席话，我在电话的这头开始想象，母亲与天真姐重逢的场面会是多么激动人心。她们一定激情澎湃地拥抱在一起，一定热泪盈眶地互相问候，一定会一起回忆当年母亲与宋博士一起事工的难忘岁月……然而，接下来天真姐讲述的情节，却令我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

“那天我到了你大姐家，刚一进门，我还沒有来得及张口问候你妈妈，她就让我与她一起跪下，我们俩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祈求圣灵的降临，承认我们在世上的软弱，认罪悔改。”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母亲如此接待一位二十多年没有见过的友人，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原来，当时许多信徒都因信仰受到逼迫，要想坚持信仰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少年时也经历过同样的信仰危机。而这正是余锦华师母这一代中国基督徒先辈们所牵挂的。

在电话里，天真姐并没有对我讲那次会面的详情，但那次不同寻常的会面无疑翻搅了她内心的沉淀，唤醒了她心里沉睡的种子。她退休后，在圣灵的感动下花了八年的时间，将父亲的日记整理、摘抄、编辑出版。

我想余锦华师母在天之灵看到自己曾经担忧的女儿为“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而做的重要事工，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宋天真与我的母亲

第三封信：“全家敬畏上帝”

想念的今永妹，你与一家好：

前几天接到来信并粮票60斤，并报告你那里落实政策的情况。我出于太天真的诚实告诉你，我也相信你是出于圣灵的感动，愿意直接寄给余家外侄。实际上的情况因不能直接寄到农村，我外甥女转好这封信已寄去了，未知你收到否?

第二天，天真有顾虑，提醒我，现在老人变为小孩思想很简单。我们自己的亲戚我们由神那里负责，你出于圣灵的感动，可以给别人有更困难者。她提的意见也是对的，可能农村也会落实政策了，农民的生活也会改善了，请你不必再寄粮票来。写了这封信，胸与肚子痛，躺在床上。

第二天早上尚未起床，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姊妹，不知道她信主否，说你托(她)带了一大包花生奶油饴饼。使我接受的可贵爱心，却使我过意不去，精神有负担。这些东西北京都能买到，郊区农民都拿到门口来卖：花生、鸡蛋，都用粮票。农民只为缺食，用粮票换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