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07年第一个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来华，到1950年宣教士大规模撤离中国大陆，在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有成千上万的宣教士远跨重洋来到中国，很多人把自己的毕生年华奉献给了中国。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我们或许还生活在拜偶像的光景里。宣教士们不仅带来了拯救灵魂的福音，还带来了现代文明和科学技术，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约12：24)

在前赴后继的宣教队伍中，戴德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曾说：“假如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如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他何止拥有千磅英金!他何止千条性命!这位“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凭着信心，将福音从沿海推进中国内地，使基督的光亮照遍中国大地。与亚伯拉罕一样，他被称作“信心之父”，他的信心带着血泪。

一位外国人到了语言、文化、肤色不同及闭塞的国家，向当地百姓传福音，其中的艰难和挑战超乎想象!

戴德生从22岁就进入中国，成了开路先锋，以致有成千的宣教士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与他同工，一同背负基督福音的使命。

在旅行布道中，戴德生遇到许多艰难险阻。在南通州，他被误认是太平军的同路人，被人抓住头发，揪住衣领，拳打脚踢，拖到官府处治。他想到当年主耶稣在世时所受的鞭伤和侮辱，甚而为世人的罪被钉上十字架。自己受这点苦比起来差的太远，他心中无怨无悔，反倒因今天「配为主受辱」而生出感恩的心。

在汕头，戴德生和宾惠廉同工。因外国不法商人在汕头每月倾销3万2千斤鸦片毒害老百姓，又与地方奸商勾结拐卖苦力，使许多人家破人亡。老百姓对洋人恨之入骨，见到洋人就要发泄怒气。戴德生和宾惠廉一上街就挨骂，叫他们洋狗、洋猪、畜生，用各种办法侮辱他们。但他们有耶稣对世人的爱，理解人们的心情，对此毫不计较，更加为人们祷告，继续耐心地向百姓传福音、治病送药。不久就得到人们的好感，把他们和外国奸商区别开来。

而到了江浙一带，因为每到夏季酷暑难耐，百病丛生。宣教士与其家属，往往因气候或水土不服而丧生。

1867年8月，戴德生长女戴存恩因患脑膜炎而去世;1870年2月，六岁幼儿存礼因肺病死于江船上;3月，刚刚诞生诺尔又不幸夭折;而更为不幸的是其妻子玛丽亚产下诺尔后染上霍乱，于7月23日告别了这个世界。戴德生忍受着巨大的丧妻之痛，将爱妻埋葬于镇江，墓碑上刻着她与三个早夭儿女的名字。为拯救中国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献于祭坛上。戴德生只有在信中向母亲倾吐心中的痛苦与灵性挣扎:“惟衪知道我爱我妻的程度，我眼里的光，心中的乐都在乎她。她在世最后一天，我们互表历久弥新的爱情。她为我所作最后一件事，就是将一臂搂抱着我的颈项，一手放在我头上，我想她是要给我祝福……。当我独处房中，久不见爱妻身影，不闻在英儿女之脚步声，恐怖的空虚感向我袭来，至此我方明白为什么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恐怕一天有二十次，不分昼夜，当我的心一再渴了，我向衪呼求，他就火速来到，安慰我……我对神的同在与安慰有如此真切的领受，有时我不禁好奇：玛丽亚在主的怀中，是否也能有如我这般深刻的体会?”

为了上帝，戴德生把自己的命，不!是他全家人的命都倾倒在了中国这片福音的热土上，而还有一人，同样如此。然而，当他把命倾倒给了中国，甚至他的脚都没有踏上中国这片土地。

他叫博徳恩(William Borden, 1887-1913)，美国人，亿万富豪的独生子。

他18岁高中毕业时，因为中国内地会一位在兰州的宣教士之见证，他决心放弃继承家业，到中国向穆斯林传福音。

他在母亲送他的毕业礼物《圣经》的内页上写下第一行字：“没有保留”(No Reserve)。

4年后，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在母亲再度问起他的时候，写下第二行字：“没有退却”(No Retreat)。

又过了3年，他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加入内地会。在准备前往中国兰州时，途经埃及开罗学习阿拉伯语。3个月后，却死于脑膜炎，年仅25岁!当母亲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在圣经上写下了第三行字：“没有懊悔”(No Regret)!

No Reserves. No Retreats. No Regrets.

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如今美好的福音和生命可以承受，需要感谢这些为主国不顾性命的先辈前贤。正是这些福音勇士的热血，引导我们奔向那条通向充满无限希望和美好的永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