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苦拉是云南的偏远山区;咖啡是西方高雅人士的饮品;宣教士是被呼召传福音的人。这三者本来没有任何关系，但却因为基督的福音绘制成一幅美好的画面。宣教士不仅仅将基督的福音带往呼召之地，同时也将自己的文化、习俗，甚至是习惯的物产，都带入各地。据闻，中国历史上第一棵咖啡树就种在教堂墙边，而这棵咖啡树是宣教士从越南老街经河口带入中国。教堂和咖啡都是西方宣教士的传教足迹，即便是在最偏远的山区。

一、朱苦拉村咖啡之渊源考

“朱苦拉”彝族语意：曲折的山道。即便是现在，交通也谈不上便利。但在这大山里面，喝咖啡是当地彝族村民的生活习惯。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欢喝咖啡，用铁锅石磨，自炒自磨。不过，咖啡的炮制过程是保密的，不传妻子，不传女儿。朱苦拉咖啡正是属于云南小粒波邦铁皮卡咖啡，这片树林就是被认定的中国最古老的古咖啡林。共有13亩1134株，其中有24株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是法国传教士1904年(也有报道说是1892年或1902年)在朱苦拉建教堂传教时引进种植的。他亲手栽种了一片咖啡林，教会当地村民种咖啡、喝咖啡、出售咖啡。从此，当地的村民开始有了自种、自磨、自饮咖啡的习惯，并延续到了今天。田德能因此也被称为是中国咖啡的鼻祖。

二、热爱咖啡的田德能神父

杜修琪在《宾川县志》查到了一段相对完整的记载：清末，天主教神父田德能，因帮助彝族村民打赢了与东升“顺江王”的官司，得以入村传教。清光绪三十年(1904)，田德能正式受派遣进入宾川，在县城、朱苦拉村、力角镇生活了四年，发展教徒几百人，占到同时期大理地区的一半左右。县志有记载，随后，田德能在宾川州城(今县城)设置经堂，拉拢官员，欺诈民众，强奸民女，最终被古底村村民告到省城，这就是“宾川教案”。之后，田德能被赶走，宾川知州也因此调离。

对于县志中对田德能神父的记载，我们有理由质疑其真实性。因为满清后期，基督教被视为是邪教，要找到满清当地政府官员对基督教的记载，只能是到邪教篇中才得以找到。并且当时的人因为对教会生活的不了解，甚至常常误会教会吃人肉喝人血，其实这不过是教会举行的圣餐仪式罢了。并且，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说明县志中对田德能神父的记载是真实的，因为不排除当时执政官员与宣教士有所冲突。不排除该记载本身很有狭隘的观念，毕竟当时的善恶论就等于是东西论。

但是能够确定的是，田德能神父在学术上的研究颇有成就。中山大学法语系郭丽娜评论到田德能如此说：“李埃达(田德能)于 1872 年 12 月 31 日出生在法国旧孔岱，后来加入巴黎外方传教会，1896 年 7 月 29 日被派到中国，1898 年至 1904 年期间在路南滥泥箐阿细部落中传教，也曾在宾川州朱苦拉的倮倮泼部落生活过四年，1912 年 7 月 5 日卒于云南昭通。

西方宣教士来华传教，不仅仅带来基督的福音，更带来了先进的西方教育、现代科技，同时也带来了咖啡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记录中都被蓄意染色，他们被抹黑成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前哨，但是他们对中国的贡献是我们无法忽略的。虽然他们被呼召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但是就如福音是关乎全人的，包括人的身体和灵魂，所以宣教士对于福音对象的贫困生活也相当有悲悯之心。我们无从了解这位法国宣教士为何会在当地种植咖啡，但是应该不仅仅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习惯，更大可能是要扶持当地的生活能力。

现有资料中，大多都认为田神父是为了自己喝咖啡的需求，而将咖啡豆种子栽植在当地。笔者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如果是种植咖啡豆来扶持当地的民生，就当时的交通以及咖啡市场而言，并没有直接的效果。《朱苦拉咖啡之旅》的作者陈德新认为朱苦拉咖啡在2008年才包装宣传得以盈利。神父种植的咖啡园，可以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但是这至少证明了，即便是深山老林之中的少数民族，宣教士们仍旧不会忘记他们的需要。这种对人性的尊重，只能是源自于信仰，只有信仰才能是人超越利益的需求。

三、来华宣教士不仅带咖啡

朱苦拉村的信仰状况并不如咖啡一般源远流长，据本地人说：“现在没有了，原先就老人里有一些是教徒。老教堂还在那里，之前是小学，现在锁起来了，晒咖啡时候才让进。”但是从留存至今还在的天主教堂可知，福音应该在当地是有所影响的。怎样才能使得福音在当地传开呢?中国基督徒传福音有时非常功利，只图他人信耶稣，但是他人可能比较少能感受到真切的关怀。

来华宣教士很是看重宣教地的民生状况和语言状况。以伯格理为代表，他坚决拒绝一味的送钱和救济，而是想办法让傈僳族人可以自力更生。我很理解宣教士为何会因为个人喜好而种植咖啡，因为我自己每次外出讲课都会带上许多茶叶。并不是缺乏受苦的心志，而是为了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经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物产远远不止咖啡，番茄，洋芋等也是由西方宣教士所带来。咖啡或许不是生活必需品，特别对于中国人而言，但是传教士还带入了不少其他物产。

1906年，传教士张道惠夫人将洋芋(土豆)引入石门坎。洋芋比其他农作物成熟早，可使人们免受饥饿之苦。直到今天，洋芋仍是石门坎周边百姓除包谷(玉米)之外最主要的食物。宣教士们在云南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些，杜修琪记录了自己寻访中的所见所闻：“云南西北部的茨中教堂，由法国传教士许伍冬带来了葡萄酒技术，变成了现在几千亩的庄园。靠近缅甸的澜沧县，美国传教士永伟里家族建立了糯福教堂，创立了拉丁化的拉祜(hù)文、佤文等，并翻译了赞美诗，这些多声部的唱法流传至今。”

其次，他们几乎都是出色的语言学家，为了更好的传福音和栽培，他们甚至帮助当地人创建自己的语言。因为语言是道的载体。田德能神父本身就是一位出色的语言专家，他在中国云南宾川州朱苦拉的倮(luǒ)倮泼部落，生活四年，写出五篇倮倮族语言笔记、两篇人类学考察。其中包括《法倮词典》。郭丽娜说：“李埃达(田德能)是一位杰出的人种学家和语言学家。在华期间，他对传教地区的语言和文化均作过研究和比较，并与法国的东方学研究者保持学术往来。”

虽然现在朱苦拉村只有咖啡，鲜少基督信徒，就连教堂也被废弃已久，神却仍旧借着咖啡在告诉着所有人，祂曾打发仆人不计艰辛来此传道，此时西方的咖啡苗和教堂一同述说神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