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掌握到，赵腓利从杭州分配到沈阳，马上就跟沈阳的教会联系上了。他们认为，这样的“联系”是有“特务”组织嫌疑特征的，只待我提供出有价值的旁证材料，就立刻抓捕赵腓利。他们不知的是，赵腓利是通过一个杭州姊妹联系到的沈阳教会，并未有任何政治目的，只是到那里聚会敬拜上帝。

那年代，为了讨好上级，取悦于领导，并显得自己很革命、很积极，相当多的人竟甘愿出卖灵魂，作伪证、栽赃陷害、落井下石害他人。可是，我绝不能干那样的事，我不能提供谎话，不能作假见证。我若那样的丧尽良知，我可能会更加被组织所器重。可有圣灵的指引和光照，我无法走出那一步。

不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且同流合污，这在当时是绝对的政治问题。从此，我被组织渐渐冷淡，直至被他们弃用。

四、为婚姻被批斗：神就在我心里!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让组织更为恼火的是，我们不仅相识，而且还开始相爱。我们的恋情渐渐公开以后，很多人非常不理解，认为我根红苗正，政治前途光明，是标准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嫁给有政治问题的赵腓利，无异自毁前程，令人扼腕。

为了所谓拯救我，更是为了挽回在单位当中的负面影响，包括中共沈阳市委，还有沈阳团市委派人反复做我的工作，讲清形势，软硬兼施，让我彻底划清界限，离开赵腓利;同时，也彻底离开基督教信仰。可是，让他们失望的是，无论怎样劝说，均无效果，我就是铁了心。

1959年的7月，就在我们新婚前不久的一天，厂里的组织部门纠集一部分人，对我们，尤其对我开一场批斗大会，来肃清“余毒”。

事先，厂里的组织部门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动员厂里的一群知识分子参与批判，他们很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有清华大学的，有北大的等，都很有知识。

除了人的资源，他们还准备了阶级分析材料，甚至还准备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用以批判基督教的有神论信仰，借此来让广大职工，认清我们“迷信荒谬”的面目。

最让他们愤概的是，我们信的“上帝创造论”，是变相彻底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劳动人民创造世界”的革命思想。这无疑是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在批判大会上，有人声嘶力竭地喝问我：黄婉如，你说你信神，请你告诉我们，神在哪里让我们也见见?

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没有半点迟疑，抬起头，掷地有声地说：“神在哪里?我一闭眼睛，神就在我心里!”

实际，后来我认识到，不是我有多么勇敢，多么有智慧，因为主曾告诫门徒们说：“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诉，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路12:11-12)

虽然我们遭受诘难，然而神并未离开我们，祂用那满了权柄的话语在引导我，加给我勇气和无穷的力量，使我无所畏惧，并能镇定自如!

这些人，尤其包括那些知识分子虽竭尽其能，也无法驳倒我，使我屈服，他们显然很垂头丧气，跟领导讲：这个人真是不行了!

面对这样的顽固态度，他们不能坐视容忍下去。“不行了”，是无可救药了的潜台词，这等于在政治上对我判处死刑。会后不久，我就被开除了团籍。

一个要求进步的人，那个年代一旦被清除出政治组织，等于说是在政治上彻底失去了依靠，结果必然是会沦落为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阶级底层”，成为低人一等的贱民，此生此世，只能夹起尾巴做人。

我不仅被开除团籍，同时也被降薪，不久就被驱逐出实验室，下放到我们厂最脏最累的铸造车间当工人。翌年年初，也就是1960年年初，赵腓利弟兄也被下放到铸造车间当工人;因为“落后分子”是不配在实验室搞科研工作的。我们二人的命运，从此彻底改变：由白领变为蓝领;由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变为繁重的体力劳动者;由被人重视变为被人轻视。

我们就这样忍辱负重，不得不像罪犯一样承受着周围投来的鄙视的目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知的是，神正是藉这样的试炼，基督那忍耐的生命品格，点点滴滴地慢慢融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后来经受许多苦难的属灵财富。

五、熬炼中坚守对神的信

1966年5月16日，那场血腥风雨的文革暴力运动来到了这块土地上。从那时起，基督徒成为了“牛鬼蛇神”之一，也成为了主要打击目标。1966年的夏天，厄运同样降临在我们身上。

一天，沈阳市专政队的造反派到了我们家里，为了找出罪证，他们把我家差不多掘地三尺，能翻到的地方都翻到了。那种情景是非常恐怖的，难于想象的。造反派们找到的唯一证据，是我们丢弃在床下的一个破收音机，他们栽赃说是与国外联系的收发报机，无论我们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抄过家后，赵腓利被造反派们绑上胳膊推搡着带走了。

在专政队里，造反派们让赵腓利弟兄放弃基督信仰，接受无产阶级唯物论思想的改造。面对各样严厉的逼迫，赵腓利抱着必死的信心，绝不背叛主，他的生命与基督已经深深连在一起。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太10:32)主的这句话，在逼迫的年代里，在聚会处里是反复讲的，我们也都深深地牢记着。

经历若干天后，造反派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再不否认耶稣，第二天开始动武。当时赵弟兄经历了一场病痛，身体非常虚弱。面对凌辱和死亡的威胁，他默默地祷告，使得恐惧从里面荡然无存，面孔充满镇定。据赵腓利弟兄后来跟人回忆，当第二天造反派扒光他的衣服，开始殴打他的时候，他里面非常的喜乐，深刻体会神与他同在的力量，神在帮助他渡过难关。

1966年6月末至1967年3月中旬，赵弟兄被带走“专政”的这段日子里，我差不多每天都是在张皇失措、以泪洗面的日子中度过。我那时非常艰难，独自一人带着两个未成年子女。作为对“牛鬼蛇神”家属的惩罚，每天早上五点，我被街道革委会强行要求扫整个楼道的楼梯，然后再跳忠字舞。七点要赶到厂里劳动，晚上要参加厂里对我的改造学习。别人可以五六点钟下班，而我回到家中常常是深夜八九点钟了，而我那两个年幼的孩子无人照顾，就放在楼道的走廊里。

渐渐地我感到实在没办法，撑不下去了。终于，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到了专政队那里，说自己实在活不下去了，要求自己与孩子一同进专政队被“专政”。还好，在困难到难以走下去的时候，主给开了路。从此以后，我的境况稍微好一点了，早上再不用扫楼梯，晚上也不再进学习班学习了……

这种日子一直熬到七零年代末。在那段日子中，我们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们二人从来都是无怨无悔，在凌辱困苦中仍坚守我们对神的信仰。感谢主，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荣耀归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