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和丈夫婚后已经在海南安家。与原本计划的婚期相比，没想到一等就是5年。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五年后的爱情，根基更稳固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去教会还是在2000年，和我一起合租房子的一个基督徒医生带我去聚会。一进教会看到很多人在那里闭着眼睛祷告，我以为是念经，心里有些害怕，就没再去教会了。其实这之前也接触过一点，我有一个读师范时的同学，听说她毕业后在教会讲道，我就嘲笑她，怎么成天和这些老年人呆在一起。

2006年，我的感情遇到问题，感觉挺挫败的。我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个爱我疼我的男人。我的父母有五个孩子，父亲是那种说话都带刺的人，孩子们和父亲都没什么话说。所以我一直想找一个有父爱的男朋友。

当我陷入失恋的痛苦再次走进教会，这次的体验和之前大不一样。我感受到教里的人对我的关心和爱，我在那里倾诉，他们在一旁倾听，不断安慰我，让我有一种安全感。

婚前男友承认，“我是一个通缉犯”

2007年，我信主并受洗。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当时他人在温州，我在海口。因为已经受过感情的打击，这次我心有戒备，不能太轻易相信爱情了。我先向他传福音，跟他说，不要忘记去教会聚会。他为了追求我，就从工地走很远的路去教会，但是感觉他不是真的要谈感情。

他认识的女孩子不少，有一次他发信息给另外一个女孩，不小心发到我的手机上。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信，仿佛自己又被骗了，后来就不联系了。

哪知到了2010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到海南，再次和我联系。我一开始很拒绝，还骂他。但他厚着脸皮要见我，说着说着人就已经到了三亚，当时因为他的肾结石严重，还挂着水。我们约在主日聚会见面，我在海口见到他的时候，他手上还举着吊瓶，那一刻，我被他的举动感动了。我带他去教会聚会，后来我们参加了一个基督徒婚恋的训练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当我们准备在2011年年底结婚的时候，他的一句话让我如遭晴天霹雳。我们在参加婚前辅导期间，有一天他从工地回来，一下子跪在我面前，他说他20岁出头的时候犯罪抢劫过，是一个被通缉的罪犯。听他说完，我就懵了。好消息转眼就变成了坏消息，一时间我真的无法接受。随后，当我心平静下来，我想，如果他不是因为信了主，把这件事如实告诉我，他还会继续骗下去。就算结了婚，伤害可能会更大。

而后，我们得知公安部这一年有一个全国清网的行动，如果主动自首的话，会被从轻处理。我就劝他去自首，他的妈妈很爱他，知道这件事后，妈妈哭得很厉害，希望儿子能去自首，减轻罪行。男友那时也很害怕，一怕坐牢，二怕再次失去我。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等他，他才会去自首。我就坚定地说，我愿意等你。最终，我带着他就去自首了，但那个时候，他还是不太相信我会等他。

我清楚地记得，2012年2月28日，他被拷上手铐关进看守所，最终，法院判了他六年，因自首的缘故，刑期改成了五年。判完之后，我的一个妹妹问我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办。我说五年啊，那个时候我已经35岁了。可是，我一想到，我们是基督徒，而且已是半个夫妻。选择离开他是不可能的。他的妈妈在湖北老家哭得伤心，我打电话给他妈妈，我就下定一个决心，跟他妈妈说：“妈，你不要担心，我愿意等他。等他出狱，我们就结婚!”他妈妈听到这句话，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很得安慰。

面对脑瘫儿，“如果你们不养，我来养”

2011年，出乎我意料的不单是我的“婚姻”遭遇“婚变”，我还突然面临要独自抚养一个脑瘫婴儿的重担。这样的打击是我未曾想到的。

事情是这样的。2011年，我弟弟的孩子出生。当时遇到难产的情况，但医生没有建议弟媳剖腹产。最后等到孩子出来时，都已经快不行了。情况很危急，接生的医院让我们去找别的医院，巴不得我们赶紧转走，这样就不用担责任。当我们转到另外一家医院时，医生却说因治疗不及时，已经造成很严重的脑瘫。得知是脑瘫，家人都很绝望，加上我们家经济很差，没有钱治孩子的病，真是不知道如何是好。

有一天，我弟弟在弟媳生产的医院正忧心无助的时候，有一个迎面走来的医生递给弟弟一个纸条，纸条上写着：有人要改你们的病例。弟弟看情况不妙，立马往楼上跑，正跑到的时候，看到几个医生正在改孩子的病例。弟弟出来就去找监控，院方不给看，过了十分钟，弟弟去看的时候，他们已经删除了。那些医生全都吓跑了，后来我们找记者也没什么用。弟弟想到一个法子，他想让我们老家人到医院门口举个横幅闹。当时，我正从海口到三亚的路上，我就说，不能这样做。我在车上祷告，求神掌管这个事情。

奇妙的是，接生的医院竟然承认了是院方造成的医疗事故，经过协商他们同意把孩子接到医院，但要通过法律程序。后来，有一位基督徒律师帮助我，然而，让人心寒的是，医院和法院串通在一起，我们根本没办法打赢官司。弟弟也绝望了，而且他一直排斥这个孩子，因为宝宝的整个身体都是蜷缩在一块的，他看到孩子的情况他很痛苦。但我觉得孩子不能生了没人养，我跟弟弟说，如果你们不养，我来养。朋友就劝说：“你神经病啊，你自己还没嫁人呢!”

后来，医院愿意赔偿30万，一半给我弟弟，一半给孩子，当作将来在福利院的抚养费。宝宝出院的时候已经7个月，我们找到的福利院是一个主内姐妹办的。送去福利院，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福利院的孩子很多，而且弟弟的孩子情况最严重，于是就放弃了福利院。

随后，去了律师朋友家。第一个晚上我就没法睡觉，孩子哭闹得厉害，要抱着摇才能睡一会儿。我一边摇着孩子，一边唱《你坐着为王》，唱完之后人觉得很释放。住在弟兄姊妹家也不是办法，我带着宝宝就回到了海口租房子住，在弟弟不知道我把宝宝从福利院带出来自己养的情况下，我和宝宝在海口住了一年。

我和宝宝住在一个房间里，走到哪里都抱着他，不然他就会一个劲的哭。白天晚上人都没法睡觉，不能休息的时候我常常跪在地上祷告。孩子哭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姑姑爱你，姑姑爱你”。

在海口住了一年后，有个姊妹建议我们去成都的一个主内的福利院，去了之后，不用自己做饭，但是孩子还是要自己亲手带。在那边住了一年时间，宝宝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刚开始因为福利院在山上，离医院很远，后来，孩子吃东西总是吐出来，我看情况不对，就想给宝宝找一个更好的地方。

得知河南有一个群体在服侍孩子，负责的新玮姊妹曾经收养过类似的孩子。但是负责的同工告诉我，他们那边实在收不下了。后来在《境界》看到新玮服侍的见证，让我更加了解和佩服这位有爱心的姊妹。

2014年，我带着宝宝从成都去探望男朋友的路上，去了一趟河南。我想去看看新玮姊妹所服侍的地方。到那一看，那里的孩子太多了，已经照顾不过来了。但是新玮给我两个选择，可以留下来一边在福利院帮忙，一边照顾孩子，而且治疗孩子的钱，由他们福利院来付;第二个选择就是回到成都的福利院。

最终因为其他的原因，我选择回去，但是新玮对我说的一番话，让我很受安慰。她说：“不要轻看我们的服侍，神喜悦那些布道家有能力的服侍，祂也喜悦我们这样用爱心服侍无家可归的孩子;神最喜悦的事，是祂的儿女做那些世人都不愿意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