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在一个五代基督徒家庭。由于外婆很早去世，年龄比我母亲大十二岁的大姨母就成了我们家最受敬重的长辈，所以，小时候的我非常喜欢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俩去大姨母家做客并且暂住。

　　大姨母家住在虹口区昆明路源福里，那里是上世纪20年代犹太人建造的房子。童年时代看到过源福里壹号大门下面写着Samuel Carts(塞缪尔·卡兹)，长大以后才明白，犹太人卡兹先生的名，就是圣经里的撒母耳。大姨母家是房东卡兹先生的房客。据我的表姐回忆，卡兹夫妇和许多犹太人一样，用很便宜的价格把房子租给上海人，并且和上海人相处和睦。假如遇到像我大姨母这样的基督徒房客，那么交情就更深了。而卡兹夫妇的女儿萨拉和我的表姐年龄相仿，几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因此感情亲如姐妹。

　　犹太人大多会讲一些“洋泾浜”上海话，卡兹夫妇也是。他们时常前来看望房客，与他们聊天、叙家常。然而，犹太人重女轻男，他们喜欢女孩，与当时的上海人完全不同。假如萨拉姐姐从她口袋里拿出一些糖果，我的姐姐只要背一句《诗篇》里的经文就可以得到。而我当时只有六岁，哪能够背《诗篇》呢?不过卡兹夫人常常过来“圆场”，她一来，我就可以吃到糖果。

　　我的表姐曾向我说起1944年发生的那件小事，令我终生难忘。当时上海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大姨母家住在虹口，我们家住在法租界八仙桥，从大姨母家到我家的这段路途中，会经过提篮桥、外白渡桥和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外滩三道日军封锁线。守卫的日本侵略军都气势汹汹地站立在封锁两边的铁丝网前面，行人们都必须向他们鞠躬致敬。当时我的母亲即将分娩，需要大姨母赶过去陪她。犹太人卡兹先生知道了以后，就从他工作的亚细亚洋行(今延安东路2号)出发，驾驶着奥斯汀轿车，从昆明路接大姨母上车，经过三道日本侵略军的封锁线，途中还不断听到日本兵的枪声，最后终于把大姨母平安送到我母亲入住的中德医院(今卢湾区妇科医院)。有了大姨母的悉心照顾，母亲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姐姐。犹太人卡兹先生真有一颗爱上帝的心，难怪萨拉姐姐要求我们背《诗篇》呢!

　　由于历史原因，卡兹夫妇携女儿萨拉于1915年(编者注：可能是1951年)离开上海去了美国。离沪时，他们把源福里最好的一套住房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我的大姨母家，理由很简单：他们是基督徒。

　　犹太人感谢上海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的帮助与照顾，他们也永远铭记，当自己被日军禁闭在“戒备区”里时，虹口市民们用“空投”方式，把蔬菜、面包、饼干放在篮子里，从楼房窗口投下去……表姐告诉我，这就是中以人民之间的友谊啊，比金子还贵重呢!

　　当一件件往事从眼前划过时，真令人感慨万千。改革开放以后，萨拉姐姐来过上海，也曾回到虹口区昆明路。她依旧可以用那标志性的洋泾浜上海话对表姐说：“掌管一切的，正是伟大的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