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饥饿，在污秽的世界求吃;我口渴，在人世找不到解渴之源;我困苦，在人世的网中，抽不出脚;我可怜，我的尽头是死;我瞎眼，我一直不认识你;我赤身露体，一切的败坏都在你面前;我枯干，我的心无指望。

一、困境

我是从兵团农场考入新疆师范大学政治系的。临近毕业，新疆日报社的总编辑孟先生，曾直接向系里要我到新疆日报工作。我发表的诗作和一些稚气的文字，他都看过了。在向校方征求意见的时候，系主任向对方讲了我的表现，说，我不是他所欣赏的那种学生，我老喜欢有点自己的小主意小见解，不太合流。于是，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早早的，同学们就开始按捺不住了，开始四处活动了。拉关系留校留省城，成了大部分同学的首选，我知道自己已没有这个指望，也不想再努力了;按当时流行的话说，是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我在乌市，无亲无故，索性回到老家伊犁，离家近点儿，也好照顾一下体弱多病的母亲和两个妹妹。父亲撒手留下的担子，有了铁饭碗的我，就自然该担当起来。想通了这个关节，我反而变得无忧无虑潇洒自如起来。我整日躺在校园的一片苗圃里，听树上的鸟语欢歌，静等回去的通知。

随着时间的流逝，班里同学有了下文的已经不少了。很意外，我的通知却迟迟没有下来。等通知最终到我手上的时候，我诧异了!很多有能耐有“预见”的同学也诧异了!我分到石油部门了，而且是中央直属驻乌市的石油运输公司。

报到的时候，我填写自己的简历。我的兴奋变成了紧张，墨水一个劲不听使唤地漏出来，弄污了表格，换了一张又一张。我紧张，我头晕。身体因这紧张仿佛都要垮掉了似的，直想休息。这是1983年，我从新疆师范大学政治系本科毕业时的情景。

乌市冬季漫长。每年从十一月起，到第二年的四月，从冬雪漫漫的寒冬到污泥冰水融化的早春，我都会陷如很深的忧郁。我不知这是天生的性情，还是父亲的早逝带给我的影响，抑或是更深更隐秘的原因所致。忧思乍起的时候，柴柯夫斯基的音乐，米勒的油画，同侪辈的笑闹都不能舒缓调节我的心情。莫名的愁闷，找不到抒解的渠道，头脑被一些漫无头序的意念所困：人生短暂一如青草荣枯，父亲的早逝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这点。人在自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冒然来到这人世间，酸甜苦辣一番后又得匆匆离去。我的业余时间和工资的不少部份都用在了买书，买磁带，买世界名画这些精神产品上。以期在此精神领域获得一点甘甜、领受一份慰藉。

1986年的一天，妹妹带我去一位工人家，那家有一个聚会。我的到来使他们诧异。他们都知道我是搞政工的，专门给领导写讲话稿。我虽然时常一脸忧愁，但要说来信基督，显然不像。我若不是作摸底监视的就不错了。

他们问我：“你信耶稣吗?”我问：“是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他们点头。我说：“我信!”他们跪下了，我也随着跪下了，一起祷告。我是那里面唯一的读书人，又在宣传处工作，批“自由化”，还在电大代课，辅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虽然祷告了，他们心中仿佛还有疑虑。我就这样信了主。在办公室照样写“清除精神污染”的发言稿。

写政工文稿，讲课，很快就让我厌倦。我又迷失在萨特哲学，卡夫卡的小说里。整个儿人也像《等待戈多》里的角色，挠痒抓靴，不知去向。我仿佛像一眼枯井，又黑暗又荒凉，往我里面扔什么都行。还有人给我推荐了《五十奥义书》。这是一本研究印度宗教的典籍。我的头脑灌满了八十年代文学界思想界流行的各种思潮。

二、亲人的影响

我是从兵团农场考入大学的。我毕业了，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妹妹还在兵团农场。为了我读书，母亲纺麻绳、扎扫把卖些钱供我。妹妹也包大田来种。当我大学毕业时，母亲早年的肺结核已经转为肺气肿，妹妹也疲倦不堪了。我先接小妹妹来我单位，上电大。等有了房子，再接母亲和大妹妹来。我是长女，爸爸留下的这个家，我要扛起来。但我的打算没能按我的盼望实现。这个失败瓦解了我，让我看到我对父亲食言。

单位有单位的规定，女大学生没有资格分得家庭住房。我傻眼了。

我的妹妹上电大才一学期，就发现她得了肝胞虫。动手术的时候，我跪在她的病床前祷告，等待她从手术室里出来。她休学了，怕给我太重的经济负担，她找了一份鞋厂的工作，早出晚归。我希望有机会在单位安排她的工作。反正不能再回到兵团种大田了。一人承包四十五亩土地，包种包收上交，妹妹担当不了啦。但妈妈催妹妹回去，若不回去，就受到单位罚款。我看到自己身为长女帮不了妹妹，又帮不了妈妈。我在父亲墓前立下的誓崩溃了。我时常独自到郊外的麦田散步，流泪。

我处在内外交困之中。

有一天，我回到宿舍，发现妹妹留下的纸条，她回兵团种地去了。我的心空极了。

妈妈老了，多病，妹妹身体尚未康复，那大田修沟，锄草，浇灌，收割，入仓，不是这弱女子干的。我的单位一时半会也不能解决她们的落户。我的申请没有回应。

我发表一些中篇小说、诗歌，惹得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安心工作，不要一心两用。我请假参加自治区的笔会，我的领导打电话去会场，查问我是不是真的在会场?我回到单位，我的领导，让我写检查反省。

我开始心力衰弱，时常晕倒，住院。我真得太挫气了。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活着干什么?

我动笔写父亲的死，父亲在马背上闪了腰，卫生员用错了针剂，使父亲意外死亡。那年我12岁，孪生妹妹九岁，母亲36岁。活着，毫无保障。我写自己的迷惘和母亲妹妹的无助。

办公室的主任整日对我笑眯眯的，结果我干的事，她汇报给处长。我不解，她怎么不用这监督我的时间干点好事?评年终奖，选先进，我投她的票，只求她别找我麻烦。

我时常不知不觉地把一杯一杯烫开水浇在她的花盆里。办公室靠暖气片的花架上有二十几盆花，都是她的。她对花可是太好了。她的一盆马蹄莲正开得娇嫩，我把她的根浇了烫水，那花朵垂头而死。我害怕了。我如开水浇灌的花，早晚得死在她手里，何况与她连挂在一起的，都是一类。他们共同的心志是让这新来的大学生尝一尝做人的苦头。他们吃过糠，拿过枪，上过天安门，握过伟大领袖的手。他们的资力雄厚。我身上没点伤，他们觉得不顺眼。